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200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200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税发[2002]5号
天津、河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宁波、青岛、厦门、深圳市财政厅(局)，北京、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上海、海南、四川、云南、陕西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大连市地方税务局：
2002年，我国的农业税收工作，面对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和加入wto后的新形势、新任务，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为部署做好各项工作，按照全国税务工作会议的总体部署，结合农业税收工作的实际，拟订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200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导意见》，现予印发。供你们部署安排2002年工作时参考。
为了总结和掌握全国农业税收工作情况，请你们将2001年农业税收工作总结和2002年农业税收工作计划要点，于2002年1月底前上报总局（农业税征收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
二○○二年一月十六日
关于200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2年是农业税收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执行党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有关方针政策，围绕推进和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减轻农民负担，调整农业税收政策，改革和完善农业税收税制；加强农业税收征管法制化、信息化建设，搞好农业税收征管改革，规范和加强农业税收征管工作；强化依法治税，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努力建设公平合理农业税收税制和法治、规范、文明、高效的农业税收征管体制与运行机制，改进和加强农业税收征收机关和队伍的作风建设，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为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做出贡献。
一、 编制农业税收计划，做好组织收入工作
各地要在认真分析2001年农业各税收入完成情况和2002年农业税收税源的基础上，根据农村税费改革的进展和各项农业税收政策的调整变化，编制和下达2002年农业各税收入计划，力求积极稳妥，切实可行。
（一）农（牧）业税收入计划。2002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区，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根据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方针政策和减轻农民负担、公平税负的要求，认真做好新的农业税任务的测算工作，提出测算和分配的方案意见，为制定改革方案和农业税任务的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及时掌握新的农业税任务分配落实情况，认真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征收工作顺利开展。2002年以前已进行改革试点的地区和2002年不进行改革试点的地区要继续贯彻农业税“稳定负担”政策，不得擅自增加任务和随意调整税负。各地要依据当地粮食收购价格的变化和农业税计税价格政策，制定2002年农业税计税价格，体现农业税“合理负担”的政策。
（二）农业特产税收入计划。各地要根据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特产税政策调整变化情况，认真分析大宗应税农业特产品市场、价格走势，编制和下达2002年农业特产税收入计划。坚决纠正不问有无税源或税源多少，按“人头”和“田亩”平均摊派农业特产税的做法。
（三）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收入计划。各地要根据本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下达的2002年非农业建设项目占地计划以及通过对2002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查预期，编制好2002年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收入计划。通过全面加强征管，促进两税收入的增长。
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正确处理好收入计划与执行政策的关系，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要积极争取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加强部门配合，充分发挥农业税收征收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搞好乡村干部的协税护税工作，确保农业税收征收工作正常开展和农业税收收入计划的完成。
二、积极参与农村税费改革，做好改革中的农业税征收管理工作
扩大和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是2002年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农业税的政策调整和征收管理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积极参与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优势，献计献策，搞好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解决好方案中农业税收税制与征管的重大问题。要根据改革的要求，认真搞好新的农业税任务方案测算和分配；组织开展农业税收重新登记造册工作；针对税费改革前税费混收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农业税征管中存在的不规范做法，建立健全征管制度，规范征管行为，建立法治、规范、文明、高效的农业税收征管体制和运行机制；根据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收征管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切实加强农业税收干部队伍建设；加强调查研究，及时解决改革中农业税收征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保证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收征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了了解掌握改革试点情况，总结交流经验，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协调和指导改革中的农业税收征管工作，总局拟在二季度适当时候召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工作座谈会议。
三、加强农业税收征管法制建设，规范和加强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工作
(一) 根据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抓紧制定出台《农业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做好《条例》贯彻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根据农村税费改革的情况，组织进行修订《农业税条例》和修改《国务院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的调研和草拟工作。
（三）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的修订工作和贯彻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进一步规范耕地占用税、契税的征收管理。为了适应新形势下依法治税和规范执法的要求，在 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总局拟制定下发耕地占用税、契税征管操作规程，统一全国耕地占用税、契税的征管方式，规范执法行为。
四、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要求和依法治税的需要，推动农业税收信息化工作
实行农业税收征管信息化，是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和依法治税的需要，改变农业税收征管手段落后面貌，规范和加强农业税收征收管理，改革农业税收征管体制，转变征管方式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措施。为加快农业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总局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加快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已将农业税收信息化建设纳入《税务管理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总体方案》，拟在适当时候制定下发全国农业税收征管信息化方案。各地要认真总结农业税收信息化工作经验，研究做好推进农业税收信息化的有关工作。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要把农业税收信息化作为规范和加强农业税收征管的一项重要措施，列入议事日程，认真筹划。要通过农业税收信息化将纳税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各种信息资料输入计算机，建立农业税收电子册籍和电子档案，使税源登记管理、税额计算、纳税通知书填开、农业税收会计核算、票证领发和缴销、农业税收决算报表以及文书档案管理等工作全部由人工操作向计算机操作过渡，切实解决基层农业税收征收机关征收人员少，纳税人众多，征管手段落后的矛盾，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收重新登记造册和规范征管程序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组织开展执法检查，确保农业税收各项政策规定的有效落实
（一）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高度重视并解决农业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的群众意见大，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做到依法征税，文明收税。对一些地方在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征收中存在的提前征收、平摊税款、加码征收、税费混征，收税不开票或收税打“白条”，随意扒粮、抬物、牵牲口，非法动用专政工具致人死伤的恶性案件以及群众集体上访的群体性事件等屡屡发生的问题，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和有关部门要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加大查处力度，严肃追究主管农业税收征收机关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违纪责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杜绝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要坚持预防为主，查处为辅的方针，建立健全农业税收执法制度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制，保证农业税收各项政策规定的有效落实,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二）认真落实农业税减免政策，切实做好农业税减免兑现落实工作。2001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农村经济形势和农民负担状况以及农业受灾情况，作出了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让农民休养生息的决定。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为保证农业税减免款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农户，各地要组织开展对2001年农业税减免款落实情况的重点检查。总局拟于2002年一季度对各地自查情况组织一次抽查。
六、强化农业税收征管基础，积极改善农业税收征管工作环境和条件
（一）继续加大农业税收宣传工作的力度。2002年农业税收宣传工作的重点是：农村税费改革中农业税收政策及将要颁布出台的农业税收征管条例和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各地要充分利用“税收宣传月”，采取行之有效的宣传形式，广泛宣传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和农业税收各项征管规定，使社会各界和广大纳税人充分认识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意义以及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牢固树立支持改革、依法纳税的思想观念，为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保证农业税收征管工作的正常开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二）继续抓好农业税收征管基础档案建立工作。各地要根据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收信息化建设的要求，认真做好农业税收征管基础档案的建档工作。尤其对影响农民负担水平的农业税计税土地、常年产量等要素要调查核实清楚，并建立动态管理制度，及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要加强农业税收基础管理软件的开发应用，将农业税收征管基础档案纳入计算机管理。
（三）加强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我国加入wto和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农业税收工作面临许多的新的情况和问题。各地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农业税收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根据自身优势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研究做好新形势下的农业税收工作。2002年农业税收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要具体结合农村税费改革来进行，重点是：1. 农业税和与农业相关税制的改革问题。2. 从事农业种植业与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之间负担不平衡的问题。3. 农业税与农业特产税征收范围的划分和农业特产税征税环节问题。4. 农业税负担总额控制问题。5. 如何调整和理顺农税征管体制问题。6. 如何调整农业税收政策以应对加入wto问题。
（四）要继续做好农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处理接待工作。各级农税征收机关要本着对农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认真做好涉及农业税收的信访接待和处理工作。对农民群众反映的各种情况和问题，要登记在案，深入调查，切实采取措施，认真研究解决；对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多做耐心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对农民群众反映强烈且多次上访而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的重要问题，上级征收机关要加大直接查处的力度，并限期整改，保证给农民群众以公正的答复和满意的交代。
七、加强农税队伍建设，强化素质教育，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合格、业务熟练、作风过硬的农税干部队伍
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大力推进依法治税、从严治队，认真查找农税干部在思想、作风、道德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将广大农税干部的思想统一到落实十五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加强作风建设，切实转变职能，提高行政效率；要教育广大农税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侵蚀，切实提高农税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
要动员和组织广大农税干部自觉学习农业税收征管法规、制度，全面掌握和理解与自身业务有直接联系的法律、法规和现行政策，真正树立法制观念，自觉规范征税行为。要根据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收政策与征管业务的变化，开展不同形式的学习培训，切实提高农税干部队伍的政策业务素质，保证和促进各项征管工作的顺利开展。
要根据农村税费改革形势和农业税收征管改革的客观需要，确保农税征管机构和人员队伍的基本稳定。要研究和解决好当前在农税机构设置、队伍建设以及干部管理中面临的问题，切实改善基层工作环境和条件，调动和发挥广大农税干部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
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范围及总则
马宁*
（上海大学法学院 上海 201701）
内容摘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自1988年生效以来，已成为调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统一法公约。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发达国家，除日本和英国外，均是公约的成员国。可以预计，公约在未来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因此，研究公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公约的第一部分（适用范围和总则）是理解和运用整个公约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就此展开论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关键词： 公约 适用范围 总则
The Analysis on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hereinafter called cis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tative convention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relations since its effect in 1988.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have a wide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States Parties to CISG, excluding England and Japan.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ing CISG is very obviou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part one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because this part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whole convention.
Key Words: CISG Sphere of Application General Provisions
一、 公约的适用范围概述。
公约作为统一的国际实体法，可以被当事人直接采用和在一定条件下自动适用，克服了利用冲突法规
则选择准据法的间接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公约不能解决所有与国际货物销售相关的法律问题，不仅它本身规定不适用于某些合同争议，而且就销售合同法应有的范围看，公约也仅仅规定了一些主要问题，“本公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以及买方和卖方因此种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公约第4条）。至于其他法律问题，如合同的效力、违约金定金条款的效力等，都不属于公约的调整范围，要由相应的国内法去解决。
二、 公约的适用范围中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
1、 公约以营业地位为标准来决定销售合同是否具有国际性，遗憾的是公约没有给营业地下定义，尽
管“公约”起草过程表示永久性的企业是必须的，货栈和卖方代理所都不算“营业所”。由于各国代表对“营业所”有不同的理解，最后的意见是由裁判机关考虑可以界定营业地的相关因素（如组织权限、营业活动情况），在个案（case by case）的基础上确定“营业所”。
当乙方或双方都有一个以上的营业所时，这个“营业所”标准就会引起麻烦。公约第10条第1款规
定：“如果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则以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位其营业地┈”以此表明哪一个营业所应被用来确定一项交易的国际性。但即使这样也可能会含糊不清——“营业所指与合同和履行合同关系最密切的那个营业所”（下划线处即笔者强调处）。这样，在有一个营业所与合同的签订关系比较密切而另一个与履行合同义务关系比较密切的地方，关于那个营业所是相应的“营业所”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秘书处评论①指出，“其中的短语‘合同及合同的履行’是指交易的整体，包括与要约承诺及合同履行相关的所有因素。”但是秘书处的评论并非公约的正式评论，实际上，公约没有任何正式评论，因此实践中不同的法院、仲裁庭是否会采纳秘书处评论中所说的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确定营业所是个未知数。然而，第10条第1款的后一句“但书”又限定了在从多个营业所进行选择时可用的事实，范围定在“当事方”都了解的事实基础上，才能签订有约束力的合同。这就要求谨慎的当事人在合同内明确说明他们认为各方的哪一个营业所与“合同有最密切的关系”，以解决可能的指代不明问题。
2、 根据公约第95条，缔约国可以声明对第1条第1款b项做出保留，以防止公约的扩大适用。中
国做出了保留，因此，中国的“公约”版本就是，当某个合同是由在不同国家有营业所的当事人签订并且只有一个国家是缔约国时，“公约”就不适用了，虽然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应该实施缔约国的法律。例如：中国一方与在英国（非缔约国）的另一方签定的销售合同不受公约的制约，即使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可以适用中国的法律。如果中国法律适用，是由国内的《涉外经济法》或《合同法》而非公约来调整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即使诉讼是在法国，即一个没有提出这种保留条款的缔约国，为了说明第1条第1款b项，中国不是一个缔约国。但是，如国缔约国没有对第1条第1款b项做出保留，则公约可以通过国际私法规则得以间接适用。例如：当事人甲的营业所在缔约国A而当事人乙的营业所不在缔约国内，A国没有对第1条第1款b项做出保留，合同中也没有法律适用条款，如果仲裁庭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决定适用A国法律，则应适用公约而非A国的国内法。
3、 公约没有给“销售合同”下定义，因此，它在用于某些种类的交易时就会产生问题。已知的问题
包括“寄售”，即买方可以把任何卖不掉的货物退还；易货贸易或对销贸易，用这种方式把货物兑换成其他货物而不是货币；租赁合同，规定一方将其财产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转让给另一方，而收取预定租费的合同。
寄售合同属于委托销售，由于买方没有买断货物，因而货物所有权不发生转移，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公约不适用。
关于易货贸易能否适用公约，则有很大争议。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声明是否将其纳入公约的调整范围，以避免争议。
至于租赁合同，由于租赁期间出租方转让的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所以，公约不适用。即使是融资租赁合同，承租方在租赁期届满时有优先购买租赁物的权利，也不能掩盖在这种交易中将货物让于他人使用的因数是最重要的这一事实。而且，不管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上都发展了一套区别于货物买卖制度的租赁规则。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便制定有“国际融资租赁公约”（1988年5月28日）。
此外，关于特许权合同。一般来说，此种合同本身不适用公约的规定，因为此种合同通常并不将货物买卖义务规定为合同的中心，而其中心问题是权利的转让。但是，依据此种合同所进行的货物买卖则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
4、 公约没有给“货物”下定义，而是以排除法，从反面确定公约的货物销售范围。公约第2条分别
按买方购买货物的目的(a项)、货物交易的方式（b、c、d项）、货物自身的性质（e、f项）做出了排除。从公约制定的历史可以看出，公约立法者希望对“货物”作更广泛、更有弹性的解释，以适应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
5、 公约第三条排除了两种类型的货物销售合同，即第1款的“但书”和第2款的内容，但其用语过
于含糊。第1款中的“大部分”（substantial part）如何判断？是以材料的数量还是以材料的价值来确定呢？有学者认为，确定供应材料的多少一般应以材料的价值来确定。笔者亦同意此种观点。至于多少属于大部分难以预计，应根据具体案件进行衡量，而不应僵硬的坚持以某一个百分比（如50%）为标准。
第2款排除的是供货方的绝大部分义务在于提供劳务或其他服务（如技术知识产权）的混合合同（mixed contract）。“绝大部分义务”（preponderant part of obligations），指的是提供义务的经济价值占整个合同的绝大部分，如果服务部分的价值超过合同总价的50%，公约不适用。例如：计算机软件的卖方为满足客户特殊需要提供经过改制的软件产品，则卖方的主要义务是提供服务，不应由公约调整。但想使公约调整混合合同，除满足上述一个条件外，还须使得供应货物、提供劳务的义务必须同规定在一个合同中，而且两者之间要有紧密的联系，不可分割。公约在这里并没有涉及合同的可分割性的问题，一个合同是否可分割，应由合同适用的国内法解决。秘书处评论公约草案第3条亦表明了这种观点。
6、关于第4条（a）项与第9条第1款规定的关系问题。
公约第4条规定公约不适用于任何惯例的效力，而第9条第1款确认了当事人同意的贸易惯例有约束
力，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第9条的规定实际上不受第4条规定的影响。第4条（a）项的含义是公约不负责解决贸易惯例的法律效力问题。惯例的法律效力留待合同适用的国内法去处理，如同合同的效力由国内法而非公约决定一样。如果惯例不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法律规则以及该国的公共政策，它们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否则当事人即使选择了惯例也无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代替公约或相应的国内法的规定。而第9条体现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精神，一项惯例的有效性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当事人同意采用。由此可见，这两条规定同时存在并不矛盾，调整的是不同方面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惯例对合同是否有约束力，首先要看当事人是否将其引入自己的合同之中；其次，要看该惯例与合同所适用的某个国内法是否抵触，是否被该国内法承认。实际上，使用惯例的最大障碍是它在法律上的性质以及各国法院依据本国法对同一惯例所形成的不同解释。
7、 公约第5条规定：“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对于货物对任何人所造成的死亡或伤害责任。”这一条将
公约的调整范围与产品责任法、侵权法区别开来。但公约并未排除缺陷产品给买方造成的财产损失问题，而很多国家的产品责任法也调整财产损失的赔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适用相应的国内产品责任法，还是应适用公约呢？公约第7条第1款，“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可见应该适用公约，否则会损害公约的统一法的功能。此外，如果买方根据国内的产品责任法或侵权法，可能负有沉重的举证责任（如证明卖方有过错），而适用公约则减少了买方的这种举证责任（无须证明卖方有过错）。
8、 公约第6条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使本来可以由公约调整的合同关系不适用公约，相反的问题是，
当事人能否通过协议使不符合公约条件的合同关系适用公约？这就是所谓的参加公约（opting in CISG）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对于公约第2条（a）项、第4条(a、b)项以及第五条所规定的事项，因为会涉及到有关国家的强制性法律，所以当事人不能通过共同约定来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否则会造成约定无效的后果。至于当事人明确排除第2条（d、e、f）项或第3条的规定，使上述条款中规定的销售适用于合同的管辖，在不违反公共政策、强制性国内法的前提下，似乎应该准许。如果交易与缔约国无关，并且不符合第1条第1款b项规定的情况，此时当事人之间约定适用公约，可能要遭到那些要求交易与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有“合理联系”的国家的反对。再假如只有合同一方在缔约国内，双方约定适用公约，能否得到允许？笔者认为，由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不违反强行性国内法的前提下，已为多数国家所承认，因而这种情况下公约可被允许约定适用。在我国的实践中，内地公司企业与香港、澳门的公司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也被视为涉外经济合同，那公约是否可以适用呢？有仲裁裁决表明，这种情况下，公约不能自动予以适用。虽然香港、澳门属于中国，但根据公约第93条，我国政府并未声明公约可用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因而，香港、澳门的公司企业与营业地位于公约其他缔约国的公司企业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不适用公约。但如果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适用公约，则会被允许。
三、 公约的总则部分
公约的总则适用于整个公约，可以对我们更好的把握公约起指导作用。以下对其中几处进行分析。
1、 第7条第1款规定了解释公约时应遵循的总的原则，强调必须注意公约的特殊性质和目的；第2
款是为了使公约适用于新的情况，是作为公约的填补空白条款出现的。
乍看上去，第7条第1款好像是一些“不切实际的陈词滥调”，没有任何特殊的分析性内容。然而，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公约解释的统一性。我们必须注意到，通过实行一个统一法来达到法律规则的统一，这仅仅是第一步，同样重要和困难的是统一性的保持。公约最终需要由主权国家的司法或仲裁机关解释和使用，而不同法律制度、背景下的法官、仲裁员易受本国法的思维方式、知识体系、解释技巧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对同样的公约条文得出不同的理解，同样的条件得到不同的结果。当事人为保护其利益，可能会借此从法律上的挑选转向对裁判庭的挑选（forum-shopping）。这一问题，也因为由同等效力的公约不同文本翻译表述的纰漏而严重。这或许意味着公约的统一性会因为对它的适用而丧失。为了预防这种发展，公约才设置了第7条，提醒法院注意维护公约的统一适用。由于不存在一个关于公约的超国家的司法审级，此种途径是使公约在国际范围内得以统一适用的唯一途径。
公约规定第7条第2款的目的是公约反对这种看法，即凡未在公约中明确规定的问题都应归国内法管辖，但其在运用时可能会遇到困难。首先，人们会问，拟议中的问题是否属于“公约范围之内”。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有必要借助于国内法。因为将公约发展到非其管辖的范围，将是对国家立法权的侵犯。当公约条款对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指导时，如何判断该问题是否属于公约范围将会由国内法院或仲裁庭依其理解做出决定，而这可能导致不同的方向。第二个问题是应基于公约的何项原则做出决定？有学者提出了公约所应包含的一般原则，即诚信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信息沟通与合作原则、合理性原则、减轻损失原则等。这固然有合理之处，但仍可能像第一个问题一样，导致不同的方向。事实上，由于法院往往从公约中得不到一条便于利用的“一般原则”，因而很容易求助于它们已熟悉的国内法作为补充原则。即便法院认为它们推导归纳出了公约的“一般原则”，也可能是受国内法律文化的影响的产物，只不过是以“公约的一般原则”的形式得以出现而已。所以，鉴于在确定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时都有可能导致不同的方向，如何调和裁判庭的分歧是使公约统一适用的关键。幸运的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已在维也纳建立了情报交流中心（clearing house），其职责便是从各国通讯员网站接收有关国家的法院、仲裁庭适用公约的判例报告摘要，以联合国所有语言编写、公布这些案例报告和摘要。这种方式通过借助于先前的判例，从而可避免由于对前例的无知而产生岐见。从长远观点来看，这样的汇集可成为法律更新的基础，但这样的工作针对统一法比针对国内法更为困难，因为这涉及到国内法院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程度，甚至司法的主权管辖问题，所以这项工作的最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各缔约国的共同努力。此外，考察制定公约的背景、筹备资料也是寻求公约立法原则的有效方法。当然应慎重对待公约的历史，由与公约本身是妥协的产物，任何人援用立法资料时都应证明该资料反映的意见是公约制定者——各国代表的普遍意见，而非个别人的见解。即使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的评论，也只是对公约草案所作的点评，没有收录外交会议上进行的更改，况且没有任何公约的正式评论被大会批准，因此秘书处评论用起来必须小心谨慎。
2、第8条规定的是法院或仲裁庭在解释当事人的陈述或行为的意思时应遵循的原则。第1款规定：“一方当事人所作的声明和其他行为，应依照他的意旨解释”体现了主观标准的原则，但有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即当事人的陈述或行为的意思一定要为对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实质上是要求双方达成了合意，否则，适用第2款的规定。对于采用格式条款达成的合同，在一般情况下会适用本条第2款的规定，因为这不属于双方共同准备的合同，往往不存在合意。第2款采用的是客观标准，规定了三个条件：具有同等资格的人；属于通情达理的人；要按这个人处于类似情况时所应有的理解来解释。第3款是对第1、2款的重要补充，规定了在按照上述两项确定当事人的意思时，所应予以注意的情况和可以参考的资料文件。
3、第9条第1款的中的“业已同意”，应理解为当事人之间明示的（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同意。第2款对以默示方式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惯例规定了三个条件：一是双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二是在国际贸易中广泛知道；三是同类交易的合同当事人经常遵守。可以看出，以默示方式选择惯例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为承担举证责任的任何一方制定了很高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