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知保险总公司对木筏保险的办法及保险期限的问题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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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知保险总公司对木筏保险的办法及保险期限的问题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知保险总公司对木筏保险的办法及保险期限的问题的函
1954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
你院院民（53）字第906号报告收悉。关于你院提出保险公司接保木筏险的办法以及“保险期限”的规定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系专门性的问题，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特函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提供意见。接该总公司于1954年2月18日以总内运（54）字第86号函函复如下：
“一、排筏险所承保的木排竹筏其本身性质诚如你院西南分院所说，既是货物又是运输工具，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货物，又不同于一般的运输工具。因此我公司将此类排筏险列为运输保险中的特种业务，对其责任费率也与一般的货物运输保险作了不同的规定。二、关于排筏险的期限问题，由于排筏的承运人，一般的就是货主，没有一般的承运人和货主之间的关系，到埠以后可由货主直接掌握，没有一般货物运输存放在承运人处所的候提情况，需要堆存候提期间的保险责任的意义就不大了。其次，排筏到埠以后在未折排起岸以前，因木排已在水中长期漂浮，容易发生自沉或冲散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根据我们已往业务的经验来看，如经事先严加防止，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为了督促保户于排筏到达后加强防灾工作，克服保户单纯依赖保险的思想，以减少国家财产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对排筏险责任规定到埠为止，还是比较合适的。三、我公司排筏险业务尚在试办阶段中，在办法上还不够成熟，有关保险期限的条款文字，由于兼用木船运输保险单的关系，确有不够明确的地方，西南分院的意见，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条款修订工作有很大帮助，我们预备以后研究修正。”特此转知你院参考。
附一：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请示 院民（53）字第906号
最高人民法院：
四川省人民法院万县分院送来周培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忠县分公司因木筏保险损害赔偿纠纷上诉一案，经本院审理研究后，已批复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惟通过本案，我们对于保险公司接保木筏险的办法以及“保险期限”的规定，认为是值得考虑的，特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报请你们研究参考，并请核示。
周培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忠县分公司木筏保险损害赔偿案的事实经过及本院对保险公司处理木筏险的初步意见
一、本案事实经过：1953年7月间，周培达自忠县运木料和竹子一批到万县，交付万县专署公安处的订货。周在忠县启运时，即向忠县保险公司投保木排竹筏险。同年旧历6月初三日，周的木筏航至万县，因当时水流过急，将木筏打到下沱猫儿沱才靠到岸（距万县约15里）。于是周在同年7月17日至19日连续三天将木筏拆散，用小木船将所有拆下的木料竹子陆续运至万县天仙桥岸上。19日午后，天下大雨，山洪爆发，因抢救不及，致被冲失木料62根，竹子60捆（约值人民币90余万元）受到损失。周遂报请万县保险公司赔偿损失，该公司认为依照规定，木筏险的“保险期限”应以“到达目的地，即行终止”。现周的木筏既已平安到达万县（目的地），保险责任即应终了。同时，周已将木筏拆散，将木料竹子等都已搬到岸上，方被洪水冲失，这种损失，是不属于保险赔偿责任范围以内的。周培达则认为是该保险公司来赔偿。理由是：（一）当时投保时，忠县保险公司并未向他说明“到达目的地为止”。（二）所用的是“木船运输保险单”。在该单背面的附条款第4条保险期限的规定里，仅将后面“当日……七天为限”几个字勾掉了，可是“并包括在目的地停泊或卸载后堆存候提期间的责任在内”这些字并未勾销。因此，本案竹木正是在候提期间，当然应该负责。
忠县保险公司的解释是：用“木船运输保险单”的原因，是因为“木排竹筏保险单”一直就没有单印出来。同时，木筏险有些规定都与木船运输保险相同，所以就以“木船运输保险单”来代用。各地保险公司都是这样办的，只是在背后条款第一条上加附一张“木排竹筏除条款”小条，并把后面保险期间“七天”等字划去就行了。至于没有向投保人说明，这是承办人员工作上的错误，应该检讨，但不能构成赔偿损失的责任。同时，已将本案请示四川省保险分公司函复“应予拒赔”。
本案经万县市人民法院及四川省人民法院万县分院先后审理判决，均认为本案的损失，根据“木排竹筏险责任，应以到达目的地为止”的规定，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周仍不服，上诉我院。
二、我们对于保险公司处理木筏险的办法和规定的初步意见
我们认为保险公司以“木船运输保险单”来代用接保木排竹筏险，以及规定木筏险的保险期限为“到埠为止”，都是不够恰当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认识，木排竹筏本身就是含有两种性质的东西，既可称之为货物（因为它本身就是木料和竹子捆扎起来的），又可称之为运输工具（因为一般地区本身就是自己运自己，有时上面也可以载些货）。根据川北江区竹木排筏管理试行办法草案，是将两者区分了的“凡以竹木排筏为经常的水上运输工具，其使用目的与船只相同者，……比照西南区内河木船管理暂行办法的一般规定管理之。但以运输本身材料为目的之竹木排筏，性质单纯，管理办法应酌对具体情况予以简化。”这虽然是着重在管理方面讲的，但说明在处理木排竹筏问题时，必须首先分清是属于哪一类，方好着手。保险公司对于这一点则是不够明确的。如承保木筏险是以“木船运输保险单”来代用。“木船运输保险单”所保的是木船运输的货物，看起来是像把木筏当作货物来承保，但实际上从保险期限规定“到埠为止”（也就是只保航程险），保险收费较货物保险低一半，以及将“木船运输保险单”改为“木筏保险单”，背后还要附加“木排竹筏险条款”等等来看，显然又是把木筏当作运输工具来对待。如果说是运输工具，则该保险单内“保险货物项目”栏内却又注明的是木头若干根，竹子若干捆，又像是货物，但保险期限却又将一般货物所应有的“卸载后堆存候提期间”的规定取消了，而改以“到埠为止”，所以弄得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一旦发生事故，则该赔不该赔，纷争不已。因之，明确木筏的性质和纠正以“木船运输保险单”来代用承保木筏险，是防止今后木筏保险产生纠纷的基本工作和必要的措施。
再说木筏本身既含有货物性质（以本案木筏来看，是纯以运送本身为目的，并非作为水上经常的运输工具），就应有一般货物的堆存候提期间才较合理。如硬性的规定“到埠为止”，事实上是欠妥当的。同时为什么木排竹筏要这样规定，在理论上应如何解释，也是值得考虑的。（以上意见，我们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联系研究，据该公司防灾理赔科表示，“这些问题，过去确未深入地研究过，无法给我们解答，只有记下我们提出的问题，向上级反映改进”。）
我们从本案上虽发现了保险公司处理木筏险的规定有以上不恰当的地方，但不能以我们不成熟的看法就轻率地否定了现行的保险业务规定。因此，我们在本案的处理上，还是依照现行保险规定批复，维持一、二审原判，驳回上诉，一面将我们的意见提供出来，作为今后保险部门立法或改进业务的研究参考。
附二：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函 法行字第622号
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
兹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1953年12月24日院民字第906号报告称：“四川省人民法院万县分院送来周培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忠县支公司因木筏保险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经本院审理研究后，已批复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惟通过本案，我们对于保险公司接保木筏险的办法，以及“保险期限”的规定，认为是值得考虑的。特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报请你院研究参考并请核示！”我们对于这类有关保险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经验，有待你处总结经验提供正确意见。兹将西南分院原意见及保险单附奉，请你公司阅提意见，以便答复西南分院，并将原件退还本院为荷。
1954年1月23日
附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有关排筏险办法问题的复函 总内运（54）字第86号
最高人民法院：
1954年1月23日法行字第622号函暨附件均收到。兹就你院西南分院所提有关排筏险业务办法的意见说明如下：
一、排筏险所承保的木排竹筏其本身性质诚如你属西南分院所说，既是货物又是运输工具，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货物，又不同于一般的运输工具。因此，我公司将此类排筏险列为运输保险中的特种业务，对其责任费率也与一般的货物运输保险作了不同的规定。
二、关于排筏险的期限问题，由于排筏的承运人，一般的就是货主，没有一般货物的承运人和货主之间的关系，到埠以后可由货主直接掌握，没有像一般货物运输存放在承运人处所的候提情况，需要堆存候提期间的保险责任的意义就不大，其次排筏到埠以后在未折排起岸以前，因木排已在水中长期漂浮，容易发生自沉或冲散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根据我们以往业务的经验来看，如经事先严加防止，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为了督促保户于排筏到达后加强防灾工作，克服保户单纯依赖保险的思想，以减少国家财产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对排筏险责任规定到埠为止还是比较合宜的。
三、我公司排筏险业务尚在试办阶段中，在办法上还不够成熟，有关保险期限的条款文字，由于兼用木船运输保险单的关系，确有不够明确的地方，西南分院的意见，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条款修订工作有很大帮助，我们准备以后研究修改。
1954年2月18日
今年4月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征求意见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后续审议稿延续了初次审议稿对民事证据种类和排序的修改，将“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至第一项。第六十三条被修改为：“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案件事实的亲身经历者，所以“当事人的陈述”是证据来源之一或者说可以作为证据种类的一种。它的功能在于能够实现当事人参与诉讼，防止诉讼突袭，推动发现真实的诉讼进程，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然而，“当事人的陈述”重要性是否足以使之置于首位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的修改有待商榷：
１.“当事人的陈述”不能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哪些证据材料具有法定的证据资格，这八种法定证据种类应当依其对认定事实的重要性排序。民事法律关系是根据当事人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通过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载体而完成。这些载体直接反映了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可是，“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意思表示载体，而是纠纷产生之后对交易过程所涉及意思表示内容的重述。因此，在认定事实时，法官首先考虑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或者说证据材料。只有在法官认为有强化心证的必要时，才会考虑“当事人的陈述”。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对“当事人的陈述”甚为谨慎，要求法官通过其他证据来确定“当事人的陈述”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直言之，只有其他证据材料印证了“当事人的陈述”，法官才可能把它作为“证据链”的一个环节。即使这一证据材料缺位，仍然不影响法官对事实的认定。
２.将“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违背了证据排序的内在逻辑 证据种类顺序应当遵从证据的客观性到主观性的逻辑。之所以坚持这一逻辑安排，是因为它符合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司法的过程是，法官根据该证据种类逻辑安排所认知的事实涵摄到三段论的小前提之中，再根据作为大前提的法律得出结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官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确保认定事实的客观性、中立性。与之相对应的立法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体现。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四十八条规定证据种类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３.“当事人的陈述”所涉及内容具有补充性、辅助性 正如上文所述，“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法律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载体，而是纠纷发生之后对意思表示的重述。这就决定了它对纠纷所涉及的事实只能起到补充、辅助证明的作用，这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可见一斑。《德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编“第一审程序”中设置专节规定“讯问当事人”（包括第445、448等条）。该节分别规定了法官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询问当事人的规则、对方当事人拒绝的后果等。对当事人而言，应该由当事人证明的事项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方法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者未提出其他证据方法时，可以申请向法官申请对另外一方当事人讯问；对法官而言，经过言词辩论、证据调查之后无法获得足够心证时，不论证明责任归属而讯问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法院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讯问当事人本人。在此种情况下，可以使该当事人进行宣誓”。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在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法官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讯问当事人。2000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也在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目（勘验）之后增加了第367条“当事人讯问”。上述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当事人协助法官发现真实，迅速裁判，但是“讯问”也仅限于法院认为必要时。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都视“当事人的陈述”为补充性、辅助性证据，交给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把“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到了第一项的原因，立法机关并未对此说明。因此，只能根据法条结构和法学知识推理修法意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二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的具体程序，它们都把“当事人陈述”放在首位，这与民事诉讼法理的辩论主义相契合。遵循这一思路，立法机关遂将证据种类的排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把“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与庭审两个阶段的对“当事人的陈述”的处理保持一致，以凸显民事诉讼辩论主义的特色。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排序的这一调整不仅与证据法理相悖，而且忽视了审判运作的规律。如果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意图强调“当事人的陈述”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那么，就应该设立相应的证明手段使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所阐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当事人的陈述”）相分离，因为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有两个功能，即阐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由于两者交织在一起，有必要通过特定的程序机制使“当事人的陈述”的内容分离出来。譬如，当事人所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可能被认定为“自认”，免除对方的证明责任，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还可以考虑借鉴国外和台湾地区立法例，通过法官讯问当事人的机制把当事人陈述涉及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剥离出来，这才是修改“当事人的陈述”最关键环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２００１年度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办法
财政部
2001年度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办法
财政部
财会(2001)1005号
根据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发的《关于印发〈注册会计师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协字〔2000〕56号）第五条的有关规定，经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考试委员会”）审议决定，颁布本办法。
一、考试组织
由全国考试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工作，制定考试组织方针、政策，确定考试科目，审定考试内容，颁发考试办法，处理考试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考试的具体组织工作由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考试办公室”）承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以下简称“地方考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以下简称“地方考试办公室”）办理有关事宜。
二、考试科目、方式及范围
考试科目：1．会计与审计；
2．证券、期货业务相关法规。
考试方式：分科、闭卷、笔试。
考试范围在《2001年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大纲》中界定。全国考试办公室将指定参考用书，并编辑《证券、期货业务相关法规选编》供考生参考，不再编写其他辅导材料，不举办考前培训班。
三、报名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考试：
（一）在2001年4月30日前取得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二）年龄在60岁以下（1941年9月30日以后出生），身体健康；
（三）具有良好的执业质量、职业道德记录，在近3年中没有因执业质量、职业道德问题受过刑事、民事处罚或行政处分。
四、报名办法
（一）报名人员在规定的报名期间内到本人注册地的地方考试办公室及其指定的代理机构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报名人员应提交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两张、身份证（复印件）、注册会计师证书（复印件），并交纳考试报名费用。
（二）全国考试办公室在报名工作开始前，将报名数据软盘下发各地方考试办公室。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地方考试办公室应对本地区报名人员的报名条件进行初审，并将符合报名条件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注册会计师证书（复印件）、报名人员数据库及《2001年度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报名汇总表》（见附），于5月31日前报送至全国考试办公室。
（四）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全国考试办公室对报名人员的报名资格进行终审。
全国考试办公室在6月30日前将终审合格人员的准考证及终审不合格人员名单下发给各地方考试办公室。地方考试办公室在收到终审合格人员的准考证后，应在准考证上粘贴相应考生照片，并加盖地方考试委员会的钢印后，发放给考生。同时将终审不合格情况书面通知相关报名人员。
（五）报名费为每人200元。
全国考试办公室不直接受理个人报考事宜。
五、报名时间
2001年4月1日至4月30日。
六、考试实施
考试组织方式：全国考试办公室统一组织考试。
考试时间：2001年10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8∶30～12∶00
会计与审计 210分钟
下午2∶30～5∶30
证券、期货业务相关法规 180分钟
考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参加考试；考务工作执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则》的有关规定；有关考点、考场设置情况，由全国考试办公室另行通知。
七、阅卷及成绩认定
（一）阅卷工作由全国考试办公室统一组织。考试成绩由全国考试委员会认定。
（二）各科合格分数线由全国考试委员会确定，不保留单科合格成绩。
（三）全国考试办公室监制并颁发考试合格证书。如发现不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考者，将取消其合格成绩。
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合格证只证明考生考试成绩合格，不能凭此证书签署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有关报告。考试合格者申请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应按其他有关文件办理。
（四）考试成绩由全国考试办公室通知地方考试办公室。
附：
2001年度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报名汇总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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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所在事务所｜ 姓名 ｜ 性别 ｜ 身份证号 ｜ 批准注册文件号 ｜ 注册时间 ｜ＣＰＡ证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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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省级注协注册部审核报名人员资格，并加盖地方考办的公章后报全国考办。此表适用于省级考办。
2001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