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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理的地位、职权及其任职资格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一）经理的法律地位、职权
经理是由董事会聘任的，负责组织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公司常设业务执行机关。与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不同，经理并非由选举产生，而是由董事会聘任产生的，它是董事会领导下的具体执行部门，更直接地参与和管理公司的业务活动。在决议形成方面，经理与其他公司机关也有所不同，它不是会议形式的机关，其行为不需要通过会议以多数原则形成意志和决议，而是以担任总经理的高级管理者的最终意志为准，虽然公司也设副总经理，但其只是由总经理提名协助其工作的人员。
我国公司法第五十条对经理的职权做出了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六）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公司章程对经理职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从第五十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新公司法修改了旧法把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作为必设机构的规定，新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也可以不设经理，由公司根据自身的经营规模和具体情况而定。经理作为公司的组织机构之一，属于公司的雇员，公司章程有权对经理的职权做出不同于法律的规定，因此新法还认可了公司章程对经理职权的自治安排。






取消强制婚检做法欠妥

刘丽新 刘微鹏

2003年10月1日《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必须补充《婚姻法》的内容并从程序上加以规范，使《婚姻法》贯彻实施更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婚姻登记条例》却未规定婚姻登记时必须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这就意味着“婚检”已经不是婚姻登记的必要条件，婚姻登记部门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也是这样来执行的。新《婚姻登记条例》关于取消强制婚检的规定一经提出就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人们对这一规定也是褒贬不一。笔者认为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欠妥。

　　首先，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一是，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中国的法律是一个统一的体系，按照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12条的规定，结婚当事人在结婚登记时，仍应持有婚前医学检查或鉴定证明。《母婴保健法》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婚姻登记条例》是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定，《母婴保健法》的法律效力高于《婚姻登记条例》。那么，当两者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就应该以法律即《母婴保健法》的规定为准，这样才能维护我国法律体系的统一。二是，取消强制婚检使《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被架空。我国《婚姻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疾病的，禁止结婚。而有些疾病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如果不经过医学上的检查，平时难以观察出来，如艾滋病等。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使得患有这些疾病的人，可以顺利地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这是与《婚姻法》第七条的立法宗旨相违背的，从而也使该条规定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成为一纸空文。三是，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与《婚姻登记条例》自身的规定相互矛盾。新《婚姻登记条例》第6条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那么取消强制婚检，前来登记的男女双方如果没有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又如何能够知道他们是否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呢？既然不知道结婚当事人是否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那么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到底该不该给他们进行登记呢？这就使婚姻登记管理机关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因此，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与《婚姻登记条例》自身的规定相互矛盾。

　　其次，从社会角度来分析。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不利于优生优育，有违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宗旨。政府不再把婚前健康检查作为行政手段来要求，我想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往许多地区婚检流于形式，不仅起不到检查疾病的目的，还给人民群众增加了许多负担；二是出于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考虑。但是婚检流于形式可以加强管理；收费不合理，可以请物价部门对婚检所有收费重新核算，甚至可以举行价格听证会，制定出一个最合适的收费标准。人生于社会之间，既有权利、自由，也应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不能片面的强调人的自由，而忽视了人应尽的社会责任。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宗旨有两个，一是控制人口数量；二是提高人口素质。新生婴儿的健康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的民族素质。婚前健康检查不但能保障夫妻双方身体健康，帮助当事人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疾病，暂缓结婚，积极治疗，最关键的是对人口质量的把关，对整个国家民族人口总体素质的提高起重要作用。现实中，普通的当事人并不具备判断与确认自身健康状况的能力，尤其是隐性的传染病和遗传疾病。而取消强制婚检，单靠一纸声明或者双方的信任显然不足以保障未来家庭生活的幸福。2003年10月23日，广东省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十一”黄金周期间，全省共有16374对新人结婚，自愿婚检对数为114对，比例为千分之七。其中，广州3149对新人中没有一对自愿婚检，婚检比例最高的惠州市也不过6%；江苏无锡市民政部门的统计表明，03年10月1日以来全市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近1700对，而主动实施婚检的新人人数不到十分之一；在湖北省武汉市，国庆节当天，700对新人领取结婚证而无一人去婚检。

　　如果说上述数据已经造成一些人士的担忧的话，而另一项抽样数据则更令人不安：据卫生部有关人士透露，仅2001年，全国实际参加婚检人数为879万人，检查出对婚姻有影响的传染病患者14万人，其中性传播疾病两万多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人84人，精神病者15000多人，严重遗传疾病患者6500人。2002年，仅武汉市婚检人群中就查出7318人患有各类疾病，占婚检人群的15.6%。而近几年在婚检人群中发现的性病患病比例快速上升，仅今年上半年就查出了99例。与此同时，我国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也很高，每年新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达到4%至6%，约80万至120万人。

　　这些数字反差说明，继续取消强制婚检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最后，从经济角度分析。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不利于事前预防，人为增大了事后挽救的负担和成本。一般说来，事前预防所需的成本要远低于事后挽救。婚前体检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机会，只需花费几百元的体检费用，便可以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一个清楚地了解，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能大大降低有缺陷婴儿的出生率，也确保了以后的家庭幸福和生活美满。然而，就目前这么低的体检率来看，取消婚前强制体检，无疑会为将来留下许多后患。婚后一旦发现配偶有缺陷和疾病，往往导致感情破裂，婚姻解体，影响家庭社会稳定，有的甚至会诉诸法院，使得诉讼成本增加，同时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耗费大量司法资源；那些不知或明知自己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疾病的人，在结婚后很可能把疾病遗传给下一代，从而使孩子一出生，便带有某种先天性的疾病和缺陷。一旦这种不幸降临到人们头上，将会给一个家庭带来精神上和物质上沉重的负担，家庭的生活成本将大大提高；当这种生活成本单独的家庭无力承担时，社会还要给与其一定的救济。有些不负责任的家长，把病残儿丢弃在医院或福利机构，将责任全推卸给社会，使得社会的负担和成本大为增加。这种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与婚前几百元的体检费用相比，无疑是巨大而沉重的。

　　《婚姻登记条例》的修改可以说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通过婚姻才能组成家庭，而一个个家庭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有了家庭的和睦幸福，才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祥和。婚检是在中国现有的卫生状况下，对公民的个人行为采取的行政干预。婚检的宗旨是“尊重婚姻意愿，建议采取措施”，而不是要阻止相爱的人组成家庭。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既未从法制统一的角度来考虑，缺乏逻辑严密性和合法性，又未考虑到对优生优育和社会承担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这种做法再继续下去，将不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