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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文化部关于《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贯彻执行中若干问题的意见

文市发〔2006〕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

为认真贯彻执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加强娱乐场所监督管理，规范娱乐场所经营秩序，现就贯彻执行《条例》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条例》适用范围

娱乐场所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并向公众开放、消费者自娱自乐的歌舞、游艺等场所，主要包括歌舞厅、卡拉OK场所等各类歌舞娱乐场所和以操作游戏、游艺设备进行娱乐的各类游艺娱乐场所。兼营娱乐项目的场所，其兼营部分适用《条例》规定。只对本单位内部员工开放的福利性娱乐场所和非营利性舞会、卡拉OK演唱等文化娱乐活动，不属于《条例》调整的范围。营利性保龄球馆、台球室、溜（旱）冰场等场所和大众健身娱乐场所的管理体制和制度由各地人民政府确定，可以参照《条例》制定管理办法。

二、娱乐场所设立地点

新批准的娱乐场所不得设立在居民住宅楼内（含商住两用楼），不得设立在博物馆、图书馆内和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不得设立在居民住宅区内，不得设立在车站、机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内，不得设立在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不含地下一层），不得设立在学校、医院、机关内部及其周围。娱乐场所和学校、医院、机关不得相互毗连，相互最小距离及其测量方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制定。娱乐场所与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距离必须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危险化学品管理有关标准。对申请在有争议的化学品仓库毗连位置设立娱乐场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当地行业主管部门的书面同意文书。

三、歌舞娱乐场所营业面积和消费者数量核定

新设立的歌舞娱乐场所营业面积不得少于200平方米，设包厢、包间的，每个包厢、包间营业面积不得少于8平方米。单个消费者人均占有营业面积不得低于1.5平方米。新《条例》实施以前依法设立的歌舞娱乐场所改建、扩建营业场所或者变更场地、主要设施设备、投资人员，或者变更《娱乐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的，按照新设立的歌舞娱乐场所的审批程序和标准进行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根据娱乐场所的不同类型分别制定营业面积最低标准及消费者数量核定标准，但不得低于全国最低标准。娱乐场所审批部门应当在《娱乐经营许可证》上注明核定的娱乐场所消费者数量。

四、娱乐场所投资人、拟任法定代表人和其他负责人从业资格声明真实性的核查方式

文化主管部门受理申办娱乐场所，应当建立健全核查工作制度，采取下列核查方式之一对有关人员从业资格声明的真实性进行核查：（一）文化主管部门通过信函或者其他法定有效方式向有关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核查，依法取得核查回复；（二）申请人根据自愿原则，可以持文化主管部门制订的统一格式的书面声明核查文书到有关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对书面声明的真实性申请进行核查。经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依法严格审查和认真核实书面声明有关事项，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由申请人提交受理申请的文化主管部门。具体核查方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确定。

申请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娱乐场所，申请人应当依法提交境外投资人等人员的有关书面声明，并提交境外投资人等人员所在国家、地区有关机构或者驻华使领馆及有关派驻机构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声明核查属实文书。

五、行政许可听证

文化主管部门受理娱乐场所设立申请应当依法进行公示，通知申请设立的娱乐场所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以及附近的学校、医院、机关、危险化学品仓库等利害关系人派人参加听证，并向社会公告听证的时间、地点等事项，积极受理有关人员报名参加听证。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依照《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组织听证，本着方便当事人的原则，在工作方式上可以探索与公安、工商、卫生、环境保护等部门建立听证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安排听证事宜。对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没有报名参加听证的行政许可事项，由文化主管部门依法作出决定。

六、娱乐场所巡查制度

娱乐场所应当建立健全巡查制度，确定专人负责、参加，组织巡查人员培训考核，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娱乐场所巡查人员应当对娱乐场所随时进行专项巡视和检查，实时了解掌握娱乐场所情况，及时发现和消除治安、安全隐患，维护娱乐场所正常秩序，保障娱乐场所正常经营及公共安全，发现、制止违法违规活动并向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报告。

七、娱乐场所违法行为警示记录系统

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积极会同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娱乐场所违法行为警示记录系统的详细内容和标准以及具体实施办法。对违法经营的娱乐场所应当记入警示记录系统，详细载明娱乐场所的违法违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处罚结果，并通过有效方式及时向社会公布，鼓励社会公众加强对场所经营行为的监督。对纳入警示记录系统的娱乐场所应当书面通知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纳入警示记录系统的娱乐场所加强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加大检查频率，实施重点监督管理。对在一定时限内依法经营并符合规定条件的，要依照规定适时取消其警示记录，并予公告。

八、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共有职权

娱乐场所未按照《条例》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或者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未依法报告的，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法定职权予以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及时书面抄送公安部门。对于同一违法事项，公安部门已经作出处罚的，文化主管部门不再重复处罚。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继续严格贯彻执行《文化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歌舞娱乐场所内容管理、有效维护内容安全的通知》（办市发[2006]4号）以及《文化部关于贯彻〈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通知》（文市发[2006]7号）等文件精神，与本文件不一致的，以本文件规定为准。关于电子游戏、游艺经营场所管理的有关意见，另行通知。各地在实施中遇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部。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案情]

2009年11月，杨某为其所有的轿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限为一年。2009年12月9日晚，杨某驾驶轿车与储某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后座带乘史某）发生侧面相撞，造成乘客史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发生后，史某于2010年1月21日诉至法院，要求杨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杨某应赔偿史某医药费、误工费等相应费用合计12289.30元。杨某不服一审判决，以误工费过高为由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于2011年11月5日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2年3月5日，杨某以保险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12289.30元。


[分歧]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赔款的数额并无异议，主要争议在于杨某的起诉是否超过三责险的索赔时效。在案件审理中存在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应以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日，即2009年12月9日作为索赔时效的起算点；第二种意见认为，应以第三人史某向被保险人杨某请求赔偿之日，即2010年1月21日作为起算点；第三种意见认为，应以被保险人杨某的赔偿责任确定之日，即2011年11月5日作为起算点。

基于杨某是在2012年3月5日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故根据第一、二种意见，索赔的时效期间已过，应驳回其诉请；如按第三种意见认定，则还在二年的时效期间内，应支持其诉请。


[评析]

保险索赔时效是指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期间，也即被保险人行使请求权的期间。根据新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相较于旧保险法的相应规定,该款规定虽然将二年的索赔期间明确定性为诉讼时效，但是仍将索赔时效的起算点规定为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然而，无论理论上还是实务中，对于如何确定索赔时效的起算点仍然存在诸多争议，这也正是本案的争点所在。笔者认为，上述第三种意见，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最终确定之日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之日更为合理。

首先，从保险合同的约定而言，三责险中的保险事故的发生并不等同于交通安全事故或侵权事件发生。案涉保险合同第七条约定，在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由此可见，被保险人请求保险公司理赔，首先必须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造成损害，其次是对第三者应付赔偿责任，再次该赔偿责任是限定在超出交强险限额范围外的。因此，保险合同的约定实际是明确了“保险事故发生”的含义是指被保险人对第三者造成损害且对第三者应付赔偿责任。

其次，从保险理赔的程序而言，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付赔偿责任的确定是保险公司赔付的重要依据。案涉保险合同第三十二条约定，被保险人索赔时，应当提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法院等机构出具的事故证明、有关的法律文书和通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获得赔偿金额的证明材料。因此，被保险人杨某需要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法院等机构出具的生效文书等材料来证明其对外赔偿责任的范围，否则保险公司有权拒赔。但对于确认杨某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材料无论是在事故发生之日，还是史某起诉之日都是无法获得的。

最后，从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的特点而言，侵权赔偿责任的确定往往要经过多种方法、多种程序才能最终明确。虽然交通事故发生了，但被保险人的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不一定同时发生，二者可能有一个间隔时间，对被保险人是否负有侵权的赔偿责任，也需要有相应的机构或部门予以认定。同时，被保险人的赔偿义务具有被动型，它依赖于第三者的请求。因第三者受伤程度不同，有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也有需要多次治疗，故其向被保险人提起请求的时间也就无法确定，更是被保险人无法掌控的。此外，保险合同中也明确约定，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或超出保险人应赔偿金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就迫使被保险人选择诉讼程序，由法院作出生效文书，确认第三者的损失，以便获得保险公司的全额赔偿，这一确定责任的过程必然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综上，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最终确定之日作为索赔时效的起算点，既符合责任保险的特点，也尊重了当事人双方合同约定的本意，且体现最大诚信原则，比较公平合理。第一种意见主张自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索赔时效，无异是混淆了交通事故和三责险的保险事故，与保险合同约定不符。而在第三者起诉之时，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损失是否有责任及责任大小尚未明确，也就导致被保险人无法向保险公司提出具体的索赔请求，保险公司也完全有理由予以拒赔。故第二种意见将史某起诉之日确定为保险事故发生之日，显然也是强人所难，有失公平。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