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活动的心理、成因及对策研究
赵国兴
国家工作人员渎职侵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历来是人们深恶痛绝的，极易引发和激化矛盾的腐败行为。它扭曲社会价值观念，败坏社会道德、阻碍社会文明进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作为上层建筑的人民检察院，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惩治此类犯罪，维护公平和正义，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法制环境责无旁贷。但是，由于职务犯罪的主体特殊，产生的内外原因复杂多变，加之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给侦破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且屡禁不止，屡打不灭。为了净化社会风气，严厉打击此类犯罪，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仅就职务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活动的心理，成因及对策略抒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犯罪嫌疑人的心理
一个人的心理不好掌握，一个犯罪嫌疑人特别是一个具有一定地位和反侦查能力的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就更不易掌握。如果检察人员能摸清并掌握了他们的犯罪心理，就会使侦破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因此，我们必要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的心理，进行研究，大致将他们的心理归结为如下四种情况。
一是本能避险心理。这是一种原始的自我保护心态，正常情况下，人们身处危境、绝境时，自身都会产生一种脱离险境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是人们本能的意识表现。职务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产生的趋利避害、避重就轻等心态，就是这种“本能避险心态”的反映。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活动的这种心态，存在于反侦查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只是不同阶段表现程度不同而已。如办理的一起王国顺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件时，犯罪嫌疑人极力狡辩拒不交待犯罪事实，在证据面前仍不认罪，这是他本能避险心理的突出表现。
二是畏罪惧罚心理。职务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往往心神不安惟恐罪行暴露，受到法律的惩处，使自己的地位、前途、家庭毁于一旦、成为人人鄙视的罪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他们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掩饰、隐瞒犯罪，进行反侦查活动。
三是侥幸过关心理。职务犯罪嫌疑人是特殊主体，具有一定的职务、地位和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熟悉政策，在一定的法律知识，在犯罪手段上较为狡猾、隐蔽。受贿、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案件具有国家利益受损，而案件双方当事人受益的性质，决定了此类案件具有不易察觉的特点，案发时往往已时过境迁，审讯中百般抵赖，企图侥幸过关。如：我们办理的薜玉林徇私舞弊案（现在罪名为枉法裁判案）自认为是人民法院的干警，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社会经验，审讯中百般抵赖。我们掌握了他这种心理，最后突破其心理防线成功办理了此案。这就是他侥幸过关心理的表现。
四是顽固抗拒心理。这种心理的人，往往在案发后拒不认罪，顽固对抗，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将要受到的刑法处罚，有抗到底的想法，所谓“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这种心态支配下的反侦查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是在案发后产生。这就需要运用法律政策的威力，震慑犯罪嫌疑人的嚣张气焰，使其顽固对抗心理彻底破裂，彻底交待犯罪的全过程。
二、心理的成因
职务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活动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经济根源，也有思想根源，同时也有体制根源，归纳起来，我们认为有如下七个方面。
一是犯罪嫌疑人基于身份、地位所形成的“关系网”是其实施反侦查活动的重要原因。职务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大都为自己罗织了一张解不开、扯不破的关系网，甚至收买个别领导干部充当保护伞，一旦东窗事发、这些网上线上的人物便会各显神通。有的找检察机关的领导说情；有的企图收买办案人员泄露案情；有的试图利用自己的权力和犯罪嫌疑人接触，好“有所交待”；有的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不积极配合，故意刁难，伺机阻挠；有的则向举报人或重要证人施以威胁恐吓、诈骗或收买、迫使其翻供、翻证或作伪证。犯罪嫌疑人所拥有的“关系网”在其反侦查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我们所办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非法拘禁案件，他们能搬出相当一级的领导，打通诉讼活动的各个关节，给办案拖延时间，给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活动撑腰打气，对抗侦查活动，达到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二是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是犯罪嫌疑人实施反侦查活动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1．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取证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尽管直接刑讯逼供现象极少发生，但变相刑讯逼供现象并没有根除，诱供、骗供现象时有发生。个别办案人员在问供、调查中，根据案件个别证据材料主观臆断，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逼、诱、 挤的方式带框框取证，尤其在查办渎职侵权共同犯罪案件中，有倾向地逼取证据。还有办案人员法律素质差，程序意识淡漠，只注重取证的实体内容而忽视取证的程序要求，造成证据可靠性差。
2．取证不够全面细致，不讲究讯问艺术。目前，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仍有不少办案人员存在着“重突破，轻取证”、“重口供轻其他证据”的错误认识，认为只要案件一突破，犯罪嫌疑人一低头认罪，就大功告成，忽视了刑事诉讼法证据必须确实充分的要求，以及犯罪嫌疑人口供、证人证言不稳定、易变的特点。因而，不注意在侦查阶段利用犯罪嫌疑人刚被突破的有利战机，来固定和完善案件的证据体系。在案件证据体系仍有欠缺的情况下，就匆忙终结侦查移送起诉，给犯罪嫌疑人后来的串供、翻供、证人翻证等反侦查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3．案件久拖不结和草率结案的问题。日前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手段和取证方法仍停留在比较落后的水平上，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知识仍然比较欠缺，加上“情”、“权”的干扰，造成了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突破难”、“取证难”、“诉讼难”，同时，刑事立法的不完善往往也造成侦查、起诉、审判人员对同一事实、同一证据认识不一致，案件相互扯皮、久拖不决的情况屡有发生。如办理的方庄煤矿焦保根等贪污案就是如此。这一方面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等相关人员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积极进行串供、伪证、拉拢、掌握案件争执的焦点和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从而增强对司法机关的藐视和对法律的抗拒心理，进行有针对性的翻供，加大案件的复杂程度，以蒙混过关，逃避惩处。
三是司法腐败现象为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办案过程中，一些意志薄弱者过不了人情关、金钱关、美女关，他们见利忘义，亵渎法律，有的为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进行沟通，传递信息，成为“地下交通员”、信息员；有的出谋划策，制造障碍阻力，钻法律的空子，成为他们的“军师”；有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重罪轻判。这些都有效地助长了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活动的嚣张气焰。
四是个别关键性证据丧失，给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办理案件中，常常会遇到有关案件当事人或证人逃匿、有关物证、书证被销毁现象，形成死无对证的局面，从而给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活动创造了有利时机。
五是办案人员有畏难情绪，办案水平不高，给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活动造成漏洞。职务犯罪案件比其他刑事案件办理的难度要大，办理此类案件是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谋的一场攻坚战。这类案件，无论是在事实的侦破和证据的收集以及法律的适用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矛盾。形成了查处少、起诉少、判刑少；撤案多、退补多、申诉多的“三少”、“三多”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办案人员在心理上自觉不自觉地就产生了“畏难”情绪对犯罪分子的查处有松劲思想。还有的素质不高，讯问方式不当，调查取证意识不强，有急功近利思想，暴露了案情、错过了调查取证、固定证据的有利时机。这些也给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活动以可乘之机。
六是一些领导干部错误的立场观点为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长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漠，对职务犯罪犯罪的严重性、社会危害性认识不够，“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重，认为查处本地区职务犯罪案件多有损地方形象，对查处职务犯罪案件不积极、不支持，甚至利用职权出面说情干涉，压案不办，给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活动开绿灯，给案件的查处增加了难度。
七是个别发案单位领导对本单位、本部门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采取无原则的隐瞒、保护，对检察机关的查案活动设置障碍和阻力，不予配合和支持，这也是造成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对策
根据职务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活动的心理状况和产生原因，应采取如下对策，这样，既可以顺利侦破案件，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又有利于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是掌握心理特征，加强思想教育。职务犯罪是一种智能犯罪，被告人与其它刑事被告人相比，应变能力和反侦查能力较强。因此，在办案中要特别注意了解、掌握犯罪嫌疑人在诉讼各个环节中的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政策教育和思想教育，以稳定被告人的思想情绪，防止各种不良现象的发生。二是认真判断翻供真伪。1）要注意认真分析其翻供动机；2）要分析其翻供的前后关联性；3）要对比分析证言与其它证据之间的协调性。4）要分析被告人到案后的思想变化及原因，注意被告人与外界有无串供等情况。察微析疑，辨明是非，弄清事实的真象。三是强化侦查手段，防止犯罪嫌疑人时推时供。1）要充分运用各种侦查手段，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使被告人在事实面前难以翻供；2）要不断提高侦查意识，重视原始证据，尽可能地拓宽取证范围，堵塞可能翻供的漏洞，尤其是对证据可变性大的案件，更应慎密调查取证；3）要加快办案进度。从被查、立案到批捕、起诉甚至审判等环节都要加强协调，力争快速结案。4）要在采取强制措施后（或异地关押），要切实加强监控，防止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现象的发生。四是对顽固对抗行为要从严从重处理。要充分认识以逃避法律制裁为目的的行为危害性，加大打击力度，并从中选择一些典型案件，公开从重从严处理，以儆效尤。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各海事法院：
现将我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试行。在试行中注意总结经验，有何问题和意见，请各有关高级人民法院及时报告我院。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
（1991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21次会议通过）
为了正确及时地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结合我国海事审判实践，参照国际习惯作法，特作如下具体规定：
一、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案件，是指案件的主体、客体和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的，在海上（含通海水域）和港口作业过程中因受害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侵害所引起的海事赔偿案件。伤残者本人、死亡者遗属均有权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侵权人赔偿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伤亡者所在单位可以支持伤残者及死亡者遗属向法院起诉。
二、责任的承担
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损害的发生完全是因一方的过错造成的，由该过错方承担全部责任；互有过错的，按过错程度比例分别承担责任；过错程度比例难以确定的，由各自平均承担责任。
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侵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承租人、救助人等的受雇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第三者伤亡的，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承租人或救助人承担赔偿责任。
三、伤残赔偿范围
（一）收入损失。是指根据伤残者受伤致残之前的实际收入水平计算的收入损失。因受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者，按受伤、致残之前的实际收入的全额赔偿；因受伤、致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者，按受伤、致残前后的实际收入的差额赔偿。
（二）医疗、护理费。医疗费包括挂号费、检查诊断费、治疗医药费、住院费等；护理费包括住院期间必需陪护人的合理费用和出院后生活不能自理所雇请的护理人的费用。
（三）安抚费。是指对受伤致残者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可按伤势轻重、伤痛情况、残废程度，并考虑其年龄、职业等因素作一次性的赔付。
（四）其他必要的费用。包括运送伤残人员的交通、食宿之合理费用、伤愈前的营养费、补救性治疗（整容、镶牙等）费、残疾用具（假肢、代步车等）费、医疗期间陪住家属的交通费、食宿费等合理支出。
四、死亡赔偿范围和计算公式
（一）收入损失。是指根据死者生前的综合收入水平计算的收入损失。收入损失＝（年收入－年个人生活费）×死亡时起至退休的年数＋退休收入×10
死者年个人生活费占年收入的25％—30％。
（二）医疗、护理费〔具体内容参见前条第（二）项〕。
（三）安抚费。是指对死者遗属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
（四）丧葬费。包括运尸、火化、骨灰盒和一期骨灰存放费等合理支出。但以死者生前六个月的收入总额为限。
（五）其他必要的费用。包括寻找尸体、遗属的交通、食宿及误工等合理费用。
五、受伤者的收入损失，计算到伤愈为止；致残者的收入损失，计算到70岁；死亡者的收入损失，计算到70岁。
70岁以上致残或死亡的，其计算收入损失的年限不足5年者，按5年计算，并予以一次性赔付（综合考虑利率及物价上涨因素）。
六、伤亡者本人无固定工资收入的，其收入损失可比照同岗位、同工种、同职务的人员工资标准，或按其所在地区正常年度内的收入计算。
伤亡者为待业人员及其他无固定工资收入的，按其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计算。伤亡者为未成年人的，可参照本款以18岁为起点计算。
伤亡者为我国公民的，其对外索赔的标准，可参照我国有关部门制定的对外索赔工资标准处理。
七、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为每人80万元人民币。
八、赔偿费应赔付给死者遗属、伤残者本人。伤亡者所在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或个人为处理伤亡事故所垫付的费用，应从赔偿费中返还。
九、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
十、本规定自1992年7月1日起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