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了平衡医患双方之合法权益，削弱医方在医疗诉讼中的优势地位，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医疗过错行为的证明实行责任倒置，而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实质上已经修正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我国已然名存实亡。在侵权责任法中有关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虽然是民事实体法上新的制度安排，但作为弱势群体的患方权益仍然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为了找到医患双方利益的平衡点，在民事诉讼程序方面对于医疗过错证明责任的分配需要运用举证责任转换制度进行重新配置。
【关键词】医疗侵权；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倒置；证明责任转换；
一、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证明责任分配制度
（一）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证明责任制度的修正
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考虑到患者一方举证的重重困难，为了平衡患方与医方的诉讼地位，使受到医疗行为损害的病员或其家属获得较多的赔偿机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1]说明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医疗机构需要承担不存在医疗过错和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两项法律事实的证明责任，即医疗侵权证明责任的双重倒置。[2]这样的规定主要是源于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为病员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所运用的医学知识和技能专业性太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高低好坏、及时与否、治疗处置是否适当以及医务材料是否合格等情形，病员及其家属对此一般没有所需之知识，由患者及其家属判断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是否侵权几乎不可能，至于判断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医学专业人员运用其专业知识也未必能够得到准确推断。普通病员、普通百姓在涉及到医疗侵权证明责任的问题上，更加难以利用他们所具有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医学常识来证明医疗机构或医务工作人员的主观过错之有无与医疗侵权的因果关系。[3]
200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对“医疗损害责任”做了专章规定，第54条针对医疗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4]关于医疗侵权过错责任的承担第58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2）隐匿或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3)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比，《侵权责任法》整体而言加重了患者方的举证义务，虽然详细明确了医疗侵权纠纷的过错归责原则和过错推定的范围，实质上，相应减轻了医方的证明责任。对于第57条认定医方的过错责任，患者要提出证据证明医方的医疗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患者的的人身损害的事实，在主观方面患方还要确定医务人员是否尽到当时相应的诊疗服务水平，这样情况下，医疗侵权行为的主客观证明责任都落在了患者一方。由于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所体现的特殊性，若依据一般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假如医疗侵权行为产生，受害方的患者因对构成要件事实中的主观过错以及与损害存在的因果关系无法举证，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无法得到实现。[5]在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制度于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的规定基本确立的情况下，由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对“医疗损害责任”所做的专章规定，使医疗侵权损害纠纷中证明责任制度的配置实际上已经被修正。
（二）医疗损害证明责任制度矫枉过正
在医疗侵权责任中的医疗过失行为，通常指医疗专业人员未能按该行业一般人员在当时情况下通常应提供的技能、知识或应给予的诚信、合理的服务致使接受服务者或有理由依赖其服务的人遭受伤害、损失的失职行为。医疗活动不仅具有专业性，而且极具不确定性，这类失职行为的主观过失要由普通患者证明非常困难，因而医疗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就要适用异于常情的特殊规则进行规范之。
在民事侵权法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纠纷中承担过错责任原则，原告方须提出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侵权转变成为了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侵权责任法中有关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事实上彻底颠覆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其不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的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按照《侵权责任法》第58条的第（1）项的规定医疗机构即使承担过错推定责任也只存在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医疗机构就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承担证明责任，这样将医疗过错推定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即使在客观损害结果形成的状态下只要医方能够证明其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就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否则才承担推定过错的民事责任。这是因为医疗侵权过错推定的本质含义就是要原告方提供医疗行为损害的事实证明，而被告方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出相反的证据，或者就是否存在过错提出相反的证据，而第58条的第1项则将之缩小到了只就是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方面，而将科学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医疗卫生行为是否存在损害的因果关系交由医学知识相对贫乏的患方进行证明，由此来提出证据证明医方的过错是相当困难的。《侵权责任法》第54条也已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只承担过错责任，也就是说，排除了即使患方能够证明医疗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结果存在医方承担责任的因果关系情形，只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主观上没有过错，医疗机构也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使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有一定联系如第57条规定只要医务人员尽到了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服务医疗机构也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58条的第(2)、(3)种情形，则不是过错推定，而是诉讼程序中的证明妨害问题。
因此，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8条所规定的医方过错责任的推定，实际上并没有免除或减轻患者对医方存在过错的证明负担，而此条中的第(2)、(3)种情形，不属于诉讼程序中的过错推定原则，而是证明妨害问题。即使第(1)种情形，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也是要由患者方来完成，并提供医方的医疗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证据，在此前提条件下医疗机构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否则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此，《侵权责任法》第58条的规定还不能说是医方完全意义上的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适用。
二、我国医疗损害证明责任配置的价值取向
（一）医疗侵权证明责任的正义性
医疗侵权证明的法律规范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蕴含着法的同共价值理念，同时也存在其特殊的价值取向，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中法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时，其价值的特殊性包含了人们对医疗损害证明责任程序能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动选择。在立法过程中因相关利益主体具体情况不同，必然会出现医疗卫生的价值冲突，因此，在医疗卫生证明责任立法时必须明确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为医患双方权利的实现提供切实可行的救济途径，保护各自的利益，缓解医患之间的社会矛盾。
医疗损害证明责任的正义价值首先是一种分配方式，程序制度分配的合理性是衡量诉讼正义的标准，医疗损害证明责任的分配通过民事的正当程序达到一种理想的医疗卫生社会秩序状态。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医疗证明责任配置是正当分配法律利益或不利益的过程，证明程序正义是医疗侵权法律的首要价值要求。[6]
医疗损害证明程序是为了得到有约束力的判决而形成的一个特定种类的证据系统工程，它们形成一种一般机制和特定机制的结合，从而维护法律判决的合法性。医疗损害诉讼裁决的合法性通过证明责任程序的正义性产生，但是在民事诉讼中会有时出现“即使合法，也未必肯定正义”的现象，[7]这就必然成为医疗卫生程序法律要依法实施所必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医疗损害证明责任的程序正义正是医疗卫生法律程序的形式正义，证明责任配置正义就是要求将程序法律和制度所确定的规范以同样的方式平等地适用于类似问题，使医疗卫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8]证明责任正义注重达到目的或者产生正当结果的过程、手段和方式，即诉讼程序法规定实现实体法律规则内容的程序、手段和方式，这些程序、手段和方式能够带来实体正义的实现、不违背正当价值的要求就是证明责任分配的正义。
医疗损害证明责任程序法在实现过程中的正义问题主要就在于诉讼程序法正义的适用，这不仅是由于医疗损害程序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而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诉讼程序正义是社会医疗卫生领域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医疗损害证明责任分配的目的就是为了矫正法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不正义，所以说，证明责任配置的正义乃是医疗卫生法实施过程中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关键环节之一。医疗侵权证明责任的转换倒置主要功能就是促使医方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证明责任倒置使医方担负起确保患者医疗服务质量安全的可靠义务，同时赋予患者享有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权利，使医患双方在诉讼平台上站在同一起点。对医疗侵权适用证明责任的转换倒置，绝不意味着举证能力弱的一方压抑举证能力强的一方，而恰恰是利用证明转换倒置机制激励强者积极举证，推进诉讼进程并高效地查清案件事实。在医疗侵权纠纷中适用证明责任转换倒置，实现诉讼公正并非以削弱医疗机构的利益为代价，它是证明责任分配公正性的体现，是诉讼法律公正性的体现。证明责任转换倒置，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平等对抗的机会，适用证明责任转换倒置的价值追求就是保障医疗诉讼能够在庭审中平等地展开对抗。
（二）医疗卫生行为的自由性
我国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在两个极端游走就是由于其价值取向不同引起，在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立法的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正义与自由的冲突，但二者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正义要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自由则侧重于医方正当医疗行为的保护，医疗侵权证明责任转换分配就是从重视患者获得赔偿和保障医疗行为的正常行使两方面出发体现正义与自由价值取向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实现。[9]
自由是人类在一个整体世界生存与发展的关系范畴，是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自由之所以成为人类基本价值系统的重心，就在于自由的创造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新的疾病不断增加，传统性病菌不断产生变异，疾病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呈现出非典型的多样化。医疗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转换的配置针对的不只是当事人之间诉讼证据的风险分配，还包括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固有风险的分配自由。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基础条件，自由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定向，构成独立的个人创造空间，自由在医疗卫生领域总是表现为抉择的自由，医方通过不断的自由选择，才能实现医疗卫生发展的意义。在医疗诉讼过程中若实行证明责任的双重倒置就会促使医方采取防御性医疗行为，不利于医护人员全身心地投入抢救和治疗之中，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发展的科学探索中，最终损害患者利益阻碍社会医疗科学的进步。证明责任的转换倒置则一方面避免了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证明责任双重倒置所带来的患者方利益的过度的保护，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医护人员为躲避责任在探索医疗卫生科学领域难以一往无前的畏缩不前状况。由于医方与患方在医学知识和资源占有方面处于不对称状态，在司法实践中患者处于弱势地位，若按照侵权责任法的原则分配证明责任，患者及其家属往往因举证不能导致诉讼失败，不仅损害了患方的利益，同时也培养了医方追求科学的惰性，这样就完全与自由所追求的创造性所背道而驰。实行证明责任转换倒置，在充分保证医方权益的情况下，还能够促使医方充分发挥医疗卫生的职业道德精神，本能地寻求救死扶伤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由也是不可放纵的，自由须于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实行证明责任的转换倒置，否认了患方肆无忌惮地行使诉讼权，要求患者方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就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须对医方的认知过错、所受损害与违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行使一定的证明责任。自由是一个人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证明责任转换倒置与医学科学的发展相吻合，可以促使医学科学在未知领域一步步探索，并在探索中实现医学的发展。从而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医方过度的采取防御性医疗，但也促使医生在诊治疾病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不断地在医学道路上勇往直前。[1]
可见，在医疗卫生领域正义与自由的关系是相容相通的，证明责任的转换倒置既不是一味地从患者的角度考虑，也反对不考虑患者利益放纵医方借科学研究的外衣损害患者的权益。通过证明责任的转换倒置公平合理地分配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医疗卫生领域实现正义与自由的价值要求，在保证医方正常的医疗行为体现正义与自由价值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的合法利益。[11]
三、我国医疗损害证明责任转换配置的适用
为了体现正义的价值观念，医疗侵权证明责任自然应保护患者的利益，但作为体现自由价值理念的法律规范，同时也应该从医学科学的特点出发，站在促进医学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确立一个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利的平衡点。我国医疗侵权损害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的配置规则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为了切实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国医事法律对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应采用证明责任转换的倒置规则，在真伪不明情况下按“高度概然性”分配证明责任。
（一）实行医疗损害证明责任转换倒置规则
为了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加重医方的举证责任，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的过错推定是在认定院方对于患者一方的损害存在初步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双重推定院方有过错，导致院方的举证责任过重，尤其是现代医学科学知识还无法解释医疗损害结果，在已证明没有过失的情况下还要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有违正义与自由的原则。但也不能完全忽视弱势群体的患者一方的权益，而应限制证明责任的完全倒置，就诊疗过失纠纷诉讼实行举证责任的转换倒置，由医疗机构就过失和因果关系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而患方也应就因果关系负一般的举证责任，这样分配举证责任更符合正义与自由的价值要求。
江西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49号
江西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
（2004年9月25日江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森林资源转让行为，保障森林资源转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森林资源，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林地，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
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森林种类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的以下五类：
（一）防护林：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灌木丛，包括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农田、牧场防护林，护岸林，护路林；
（二）用材林：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
（三）经济林：以生产果品，食用油料、饮料、调料，工业原料和药材等为主要目的的林木；
（四）薪炭林：以生产燃料为主要目的的林木；
（五）特种用途林：以国防、环境保护、科学实验等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国防林、实验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名胜古迹和
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森林资源转让，是指森林资源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将其可以依法转让的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和林地的使用权，按照法定
程序以有偿或者互换的方式转移给他人的行为。
林地的所有权不得转让。
第五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取得权属证书的森林资源的转让及其管理活动。
依法征收、征用或者占用林地致使林地所有权、使用权发生转移的，不适用本条例。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森林资源转让的管理工作。国有森林资源的转让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共同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各自的职责，协助林业主管部门做好森林资源转让的管理工作。
第七条 森林资源转让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二）有利于保持水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三）自愿、平等、公开、合法；
（四）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
（五）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八条 依照本条例转让取得的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和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再转让。
第九条 森林资源转让后，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的保护义务和责任同时转移。
第二章 转让范围
第十条 下列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一）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二）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林地使用权；
（三）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地使用权；
（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使用权。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森林资源不得转让：
（一）本条例第十条规定之外的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使用权；
（二）山林权属有争议或者不明晰的；
（三）没有权属证书的。
第三章 转让管理
第十二条 国有森林资源的转让应当依法采用拍卖、招标的方式并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
国有森林资源以外的其他森林资源的转让除可以采用拍卖、招标的方式外，还可以采用其他方式进行。
第十三条 森林资源的转让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权限，由转让人报经管理该森林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国有森林资源的转让，由管理该森林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转同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已依法实行承包经营的集
体森林资源需要流转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办理；未实行承包经营的集体森林资源的转让，在报管理该森林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前，还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第十四条 林业主管部门按照下列权限对转让森林资源的申请进行审核或者审批：
（一）面积500公顷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或者审批；
（二）面积50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或者审批；
（三）面积1000公顷以上的，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或者审批。
第十五条 转让人申请转让森林资源，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审批权限向负责审核或者审批该森林资源转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书面申请；
（二）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
（三）林地类型、坐落位置、四至界址、面积及地形图、林种、树种、林龄等相关证明材料；
（四）受让的森林资源用途说明；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供的其他材料。转让共有或者合资、合作经营的森林资源的，还应当同时提交共有人或者合资、合作各方同意转让的书面意见。
转让国有森林资源的，还应当同时提交拟转让森林资源的资产评估报告。
转让集体森林资源的，还应当同时提交拟转让森林资源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同意集体森林资源转让的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
第十六条 受理转让申请的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转让的森林资源的基本情况，在转让的森林资源所在地及相邻乡
镇，通过新闻媒体或者布告的形式予以公告，公告期不得少于30日。
第十七条 转让森林资源的公告期满无异议的，受理转让申请的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或者批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其中转让国有森林资源的，
应当在审核同意后3个工作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转交审核材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审核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抄告同级林业主管部门。
对公告期内有异议的，由受理转让申请的林业主管部门进行复核后，再按前款规定办理；复核工作应当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完成。
第十八条 以拍卖和招标方式转让森林资源的，按照有关拍卖、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第十九条 转让森林资源必须签订转让合同。国有、集体森林资源的转让合同应当报同意或者批准转让该森林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备案。其中，
国有森林资源的转让合同还应当报批准转让该森林资源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森林资源转让合同的内容由转让人和受让人约定，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转让人和受让人的名称（姓名）和住所；（二）转让的森林资源的林地类型、坐落位置、面积及四至界线地形图、林种、树种、林龄、蓄积量等；
（三）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
（四）转让期限及起止时间；
（五）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责任；
（六）合同期满时森林资源存量的补偿；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制订森林资源转让合同的示范文本，供森林资源转让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参考。
第二十一条 受让人按照转让合同的规定支付转让金后，应当会同转让人向核发原森林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权
属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二条 受让人应当按照经批准的用途，对转让的森林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管护。
第二十三条 森林、林木使用权和林地使用权的转让期限为15年至70年。
第二十四条 受让人再行转让森林资源的，应当告知原转让人，并不得超过合同的剩余期限，不得损害原转让人的合法权益；剩余期限低于转让林种的生长周期或者一个轮伐期的，不得再转让。
第二十五条 国有、集体森林资源的转让，其转让金应当以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
第二十六条 国有森林资源的转让金应当实行财政专户管理，用于职工安置、清偿债务以及森林资源的培育和管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有资产、财政、审计等部门加强对国有森林资源转让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转让后的森林资源由转让前管理该森林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监督管理，其森林、林木的采伐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采伐量纳入
该县（市、区）的森林采伐限额。
第二十八条 森林资源转让后应当进行更新造林的，受让人应当于当年或者次年内，按照管理该森林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的规划设计，完成迹地更新造林，
并通过该林业主管部门的造林质量验收和成林验收。
第二十九条 转让期限届满时，森林资源郁闭成林的，其郁闭度不得低于0．6；未郁闭成林的新造林地，其造林合格率和成活率不得低于85％。
第四章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第三十条 国有、集体森林资源的转让应当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其他森林资源的转让是否进行资产评估，由转让人、受让人双方自行决定。
第三十一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应当由依法成立的评估机构进行。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机构必须具有3名以上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十二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技术规程和办法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自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报告出具之日起满2年后转让的，应当重新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转让人转让森林资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准办理森林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不准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转让森林资源的，其转让行为无效，责令限期改正。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转让森林资源的，其转让行为无效，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没收违法所得。
（三）弄虚作假，骗取林业主管部门批准转让森林资源的，其转让行为无效，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四条 未实行承包经营的集体森林资源未经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而转让的，其转让行为无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受让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四项规定，擅自将林地改为非林地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以改变林地面积每平方米10元以上30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完成迹地更新造林的，责令限期完成造林任务；逾期未完成的，可以处以应完成而未完成造林任务所需费用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转让期限届满时，森林资源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处以恢复该森林资源所需费用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机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其评估行为无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该评估机构处以收取的评估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从事森林资源保护、林业监督管理工作的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森林资源转让变更登记过程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玩忽职守，对不具备转让条件的森林资源进行变更登记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实施前已经转让森林资源并办理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其转让继续有效。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转让人、受让人应当在本条例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按本条例规定程序将有关材料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符合法定转让条件的，可以补办权属变更登记。
第三十九条本条例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