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公路路政管理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公路路政管理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2号
现发布《陕西省公路路政管理办法》，自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省 长 程安东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陕西省公路路政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称《细则》），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境内的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的路政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公路、公路用地、公路设施和在建公路（以下称“路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破坏。
第四条 公路路政管理，是公路主管部门和其授权的公路管理机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保护路产，保障公路畅通和发展公路事业所进行的行政管理。
第五条 公路路政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养管结合”的原则。
省交通厅是全省公路路政管理的主管部门，经其授权，由省公路局负责全省公路路政管理的具体工作。
国道、省道和县道的路政管理由公路管理机构按辖区分别实施。乡道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公路路政管理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检查，对做出突出成绩或举报、查处有功的单位、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公安、土地、城建、环保、工商行政管理、林业、水利、电力、邮电等部门有责任支持、配合公路管理机构做好公路路政管理工作，确保公路安全畅通。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公路管理法规，爱护路产，保障公路畅通的义务，有检举、揭发、制止违章利用、侵占、破坏路产行为的权利。
第七条 省、地（市）、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内应设立路政管理职能部门，配备专职、兼职管理人员。路政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佩戴《中国公路路政》胸徽，持省公路主管部门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路政管理证》及指挥旗（灯）。
第八条 公路用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核发土地使用证，所辖县级公路管理机构栽设路田分界桩。
在建公路的红线控制，由县、乡两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由建设单位埋设红线控制桩。
第九条 公路与城市道路的具体分界点，由地（市）公路的主管部门和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商定。属公路管理机构养护管理的路段，由公路路政管理部门管理；属城市道路，由城建部门管理。
第十条 城镇过境公路由县、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综合治理和目标管理。
第十一条 在公路沿线进行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宅基地及具体建设项目审批时，应事先征得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同意。
第十二条 新建、扩建村镇、经济开发区、商业街等规模性建设，不得沿公路两侧进行。确需顺沿公路建设的，应当选择公路一侧规划和建设。其建筑物边缘距公路水沟外边缘，国道平川地区不少于80米，山区不少于30米；省道平川地区不少于50米，山区不少于20米；县道不少于20米。
第十三条 在路产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水、废水或堆积物料；
（二）设置非公路工程设施；
（三）举办物资交流会、庙会、集市贸易及其他类似的规模性社会活动；
（四）盗用、动用、迁移、损坏和涂改公路标志、界桩、里程碑、护栏及其他安全设施；
（五）其他擅自利用、侵占、损坏路产的行为。
第十四条 兴建铁路、道路、电站、水利、厂矿、铺设管线等基本建设工程设施，须挖掘、占用、利用、跨（穿）越路产的建设单位，须向所辖县级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并提交设计图纸，经地（市）级公路管理机构审批并签定协议、办理《占用挖掘公路路产许可证》并经公安部门同意后，方可施工。建设单位承担路产占用、利用、修复或改建公路的全部费用。
在路产范围内设立标牌、广告牌等，亦须经公路管理机构审批。
第十五条 凡在公路设置交叉道口的，须向所辖县级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地（市）级公路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审批，签定协议后，方可施工。其开设、占用、利用路产的费用，由建设单位或个人承担。
第十六条 路产范围内的花草、树木需要采伐时，须向所辖县级公路管理机构申请《采伐许可证》。
第十七条 在公路红线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规划和审批村庄建设、宅基地、工矿企业、商业市场及其他建筑物。
（二）修建石灰、砖瓦、炭窑及其他类似的污染环境，妨碍交通的构造物。
第十八条 在公路红线内修筑管道、管线、埋设电杆及其他类似的永久工程设施，应经所辖县级公路管理机构批准。跨两个以上县级或地（市）行政区域的，应经地（市）或省级公路管理机构审批。
第十九条 超过公路、公路构造物荷载能力和国家规定轴载质量的车辆、物件，不得擅自通行，必须通行的，由承运单位或个人向县以上公路管理机构申请核发《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交纳技术保护措施、安全监督、路产补偿和修复损坏部分所发生的费用，按指定的路线、时间行驶。
第二十条 因交通肇事、机械故障造成公路路产损坏者应主动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的查处。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肇事时，涉及损坏路产的，应通知所辖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处理。
第二十一条 利用公路开设驾驶员训练、考试场所时，必须由开设单位向所辖县级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批后方允许在指定时间、路段进行。
第二十二条 各级公路路政管理部门及路政管理人员，有权对路政事案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十三条的，给予警告，责令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收取损失赔偿费或占用费，恢复原状，限期清理，迁出或自行拆除；拒不拆除的，强行拆除；造成路产损失的，赔偿损失，并处以占用费、赔偿费50％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四、十五条规定的，责令停工，限期补办手续；对不符合规定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拒不服从者，可强制封闭道口或拆除其工程设施；造成路产损失的，赔偿损失，并处以赔偿费100％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六条规定，应依照《陕西省森林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四）违反第十七条的，令其限期自行拆除，拒不拆除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强行拆除。
（五）违反第十八条规定的，责令停工、补办手续。
（六）违反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条规定的，责令车辆停止行驶；暂扣车辆；造成路产损坏的负责赔偿，并处赔偿费50%至100%的罚款。
以上各项处罚，除已规定有处罚执行机关的，均由公路管理机构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列的赔偿费、占（利）用费按本省有关损坏公路及其附属设施赔偿费的收费标准执行。
所有罚没款项一律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二十四条 打击报复举报人、证人以及围攻、辱骂殴打路政管理人员，情节轻微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各级公路路政管理人员，利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违法行使职权，按有关规定处理。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赔偿。
第二十六条 公路路政案件的处理程序和法律文书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当事人对路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公路路政违章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公路路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复议后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的，由原处罚机构或复议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交通厅负责解释。
专用公路的路政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陕西省人民政府1982年5月27日颁布的《陕西省公路路政管理暂行办法》即行废止。
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
何勤华
中国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比较重视成文立法的工作。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以成文法为武器（如郑国的子产铸刑鼎、邓析编竹刑，晋国赵鞅的铸刑鼎等），战胜奴隶主贵族阶级，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一了中国的秦国全面采用奉行成文法主义的法家理论（如《韩非子·心度》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以及汉承秦制等一系列特定因素，使中国最终走上了法典化国家的道路。
另一方面，奉行成文法主义的中国，也始终没有抛弃判例，否定判例在司法实践活动中的作用。相反，中国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明确认可判例的法律效力，并开展了对判例法的研究活动。
一
秦汉时期中国的判例法研究活动，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秦代的延行事
在中国，早在商代，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便已出现比照先例予以处罚的情况（《尚书·盘庚》：“有咎比于罚”）。到了西周，进一步出现了表示判例的“御事”等用语。（注：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至春秋战国时代，判例的运用进一步频繁，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影响也更为扩大，《左传》和《国语》等文献中曾多处记载了这些运用判例的事件。（注：参见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但先秦时期判例的运用，都只能理解为是判例法的萌芽。判例法的正式出现，是进入秦汉时期审判组织发达和诉讼活动规范化以后的事情。（注：武树臣和汪世荣都认为，中国在进入成文法时期即战国以前，曾经历了一个判例法时期。此观点似可商榷。笔者认为，中国在进入成文法以前，主要是适用习惯法，是一个习惯法时期。因为习惯与判例尽管有许多相同点，但判例法主要是与法院的审判活动一起成长的，而战国以前，中国的审判组织和审判制度尚处在萌芽时期。）
秦代的判例称为廷行事（少数场合也称“行事”）。在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廷行事多处出现。它是在秦王朝成文法没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需要变通或修改，或者使法律规定更为具体和明了等情况下被使用的。从秦墓竹简中我们可以得知，廷行事在秦代已具有法律渊源的地位。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完整的秦代判例法的汇编或对判例进行研究的作品，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对廷行事的熟练运用的情况可以推知，当时对廷行事已有了某种汇编，司法官吏对其也都知晓。
（二）汉代的引经决狱和决事比
进入汉代，判例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秦代通行的廷行事，至汉代并未完全消失。《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注引刘敞云：“汉时人言‘行事’、‘成事’，皆已行、已成事也。”（注：转引自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另一方面，在汉代又出现了新的判例形式：决事比。尤其是董仲舒的引经决狱活动，更是赋予汉代的判例法以全新的时代特征。（注：廷行事和决事比的称谓虽不同，但其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比照以往的判例作出新的判决。然而，引经决狱除了在技术层面上与此相同外，还显示了强烈的价值取向，即试图通过引经决狱，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到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这是汉代的判例法区别于秦代判例法的地方。）
1.汉代的引经决狱
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至宋以后即已失传，散见于各史籍，现在所能看到的仅剩下三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董）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注：语见《诗·小雅·小宛》，意思为螟蛾有幼虫，蜾蠃（guo
luo，一种细腰的土蜂＜寄生蜂＞）将其捉回巢。由于蜾蠃产卵于螟蛉的幼虫体内，吸取其养料，蜾蠃的后代即从螟蛉的幼虫体内孵出，所以古人误以为蜾蠃养螟蛉为子，并进一步将螟蛉引申为蜾蠃的养子。）《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子，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侮辱）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注：以上均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4页。）
上述判例，第一个依据儒家“亲亲相隐”作为判案的原则，只是扩大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从自然血亲扩大到拟制血亲）；第二个判例强调了儒家的父慈子孝，以及父母子女关系中的事实上的扶养、赡养关系，并以此限制了汉律杀父罪的适用范围；第三例则强调了犯罪人的主观动机，再次肯定了儒家的“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原则。
除董仲舒之外，汉代的其他官吏也频频运用儒家的经义来处理重大的狱讼案件。
（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胶西王（刘）瑞议曰：（淮南王刘）安废法度，行邪僻，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叛）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刘）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当伏法（《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梁王刘立骄横放纵，没有节制，甚至一天之内犯法达十一次，还与姑妈刘园子通奸）有司案验，因发淫乱事，秦（刘）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春秋》为亲者讳，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始以恶言按验，既亡事实，而发闰门之私，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天子由是浸而不治（《汉书·文三王传》）；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ｚｈàｏ＠①，（注：颜师古注曰：“ｚｈàｏ＠①，旌旗之属，画龟蛇曰ｚｈàｏ＠①。”）衣黄ｚｈāｎ＠②ｙú＠③，著黄冒（帽），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注：颜师古注曰：“公车，主受章奏者。”）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隽）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注：颜师古注曰：“蒯聩，卫灵公太子。辄，蒯聩子也。蒯聩得罪于灵公而出奔晋。及灵公卒，使辄嗣位。”辄继承王位并拒绝蒯聩回国一事，得到了《春秋公羊传》的肯定。）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迭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徭（由）是名声重于朝廷（《汉书·隽不疑传》）。
在这些案例中，第一个以《春秋》大义中“臣下不得伤害君主，伤害者必诛”（臣毋将，将而诛）的原则，为处理淮南王刘安谋反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个以《春秋》中“为亲者讳”作为包庇梁王刘立的理由。第三个判例则以《春秋》记叙的辄拒绝蒯聩回国继位的事例，作为逮捕冒充卫太子的根据。由于《春秋》包括其他的儒家经典内容极为丰富，所以统治阶段可以从中寻找各种各样的根据和理由，来处理一些疑难案件。据程树德汇集，除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之外，汉代其他重大的引经决狱案件还有二十多起。（注：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5～170页。）
引经决狱（“春秋决狱”），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一方面，引经决狱是汉代士大夫（儒者）实现其公平正义之社会理想的一个途径，如前述董仲舒审理的第三个案例，如果按照汉律的客观归罪原则，判决误伤父亲乙的儿子甲为殴父罪，处以枭首的话，那肯定是极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引经决狱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在法律、法规都阙如的情况下，依据儒家经义使案仲得以妥善处理。此外，引经决狱也为当时已经甚为酷烈的司法实践注入了一股慎刑、德治和教化的活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刑峻法的局面。
但是，引经决狱也具有相当的消极性。首先，董仲舒在引经决狱中确立的“原心定罪”的原则，即使对封建的法制而言，也是极具破坏力的。尤其是该原则运用到极端之后，甚至出现了“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注：桓宽编：《盐铁论·刑德》）的状况。其次，在引经决狱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用封建正统的法学世界观来任意改变法律的规定，从而使本来就不稳定的法律进一步失去其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为法律虚无主义开了门户。再次，引经决狱使儒家思想中许多消极因素（如“三纲五常”等）得以扩张，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2.汉代的决事比
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比，既是一种比较成事或相关法律进行判案的行为，也是所引用的案例、成事本身。《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八年》称：“择善而从之曰比。”在《汉书·刑法志》“所欲活则傅（附）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句下，颜师古注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在“奇请它比”句下，颜师古注曰：“奇请，谓常文之外，主者别有所请以定罪也。它比，谓引它类以比附之，稍增律条也。”在《礼记·王制》“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条下，郑玄注曰：“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注：《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3页。）决事比，就是可以引为审判依据的案例和成事等。
决事比的运用，在西汉时期就已较广泛。《汉书·刑法志》称：汉武帝即位后，“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注：颜师古曰：“见知人（知道他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监督法律执行的官吏）部主（犯人所在部门的主管官员）有罪并连坐也。”）缓深故之罪，（注：孟康曰：“孝武《汉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宽缓。”）急纵出之诛。（注：颜师古曰：“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出，则急诛之。”）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注：颜师古曰：“浸，渐也。”）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