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爱国卫生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杭州市爱国卫生条例》的决定
（2003年6月27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杭州市爱国卫生条例》进行了审议，现决定予以批准，由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杭州市爱国卫生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爱国卫生工作，保障人民身心健康，提高社会卫生水平，促进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杭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爱国卫生工作，是指政府组织领导,动员全民参
与，增强公共卫生意识，消除危害健康因素，预防疾病，改善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提高
全民健康水平的社会性卫生活动。
第四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属地管理、部门协作、全民参与、
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方针。
第五条 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爱国卫生工作，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
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及时发布公共卫生信息，提高社会总体卫生水平，使社会总体卫生水
平的提高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爱国卫生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
第六条 参加爱国卫生活动是单位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违反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危害公共卫生
和公民健康的行为进行举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受理举报，并为举报者保密。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者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对爱国卫生工作成绩显著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爱国卫生工作进行资助、捐赠。
捐赠的资金和物品应当专门用于爱国卫生工作，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具有法定行政管理职能的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各级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实施本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爱国卫生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贯彻实施；
(二)组织制定爱国卫生工作规划及年度计划；
（三）组织制订爱国卫生工作规章制度；
(四)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宣传及全民健康教育；
（五）组织动员全社会参加爱国卫生活动；
（六）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开展爱国卫生工作；
（七）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监督检查、评比活动；
（八）开展爱国卫生工作交流、合作和有关科学研究；
(九)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
（十）完成同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爱国卫生工作任务。
市、区、县(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爱国卫生日常工作；具有法定行政管理职能的管理委员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落实专门工作人员，负责爱国卫生日常工作。
第十一条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卫生、建设、环境保护、农业、教育、交通、工商行政等成员单位组成，实行分工负责制。各成员单位应当根据爱国卫生工作发展的要求及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设立爱国卫生组织或者配备专（兼）职爱国卫生工作人员，在当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本单位的爱国卫生工作。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三条 每年四月为全市爱国卫生活动月。
爱国卫生活动月期间，应当结合当地突出的社会卫生问题开展活动。
第十四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督促辖区内的单位落实爱国卫生工作措施，定期检查、考核爱国卫生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实施情况。单位应当定期将爱国卫生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向辖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报告。
第十五条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组织开展创建卫生城市、卫生县城、卫生乡（镇）、卫生街道、卫生村、卫生居民区和爱国卫生先进单位的活动。
未评为卫生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的，当年不得评为同级文明单位。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完善有关卫生设施，落实卫生达标责任制，开展经常性的爱国卫生活动，使单位爱国卫生工作达到规定标准。具体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村(居)民及房屋承租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和维护公共楼梯、走廊、庭院及其他规定范围内的室外环境卫生，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房屋所有权人应当督促房屋承租人搞好有关卫生工作，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农村饮用水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村（居）民户厕、公厕的改造工作。
农村饮用水的供水水质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水质标准和卫生标准。
村（居）民的户厕、公厕建设应当符合无害化标准。
第十八条 公民应当自觉维护公共卫生，遵守下列社会卫生规范：
(一)不随地吐痰、便溺；
(二)不乱扔、乱倒垃圾、污物；
(三)不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
(四)不从事其他有碍社会卫生的活动。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辖区内的单位和居民开展杀灭老鼠、苍蝇、蚊子、蟑螂等病媒生物的活动。
任何单位和村(居)民都应当参加杀灭各种病媒生物的活动,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消除病
媒生物孳生场所，使病媒生物的密度控制在国家和省、市规定的标准之内。
单位和村(居)民自行杀灭病媒生物有困难的，可以委托病媒生物消杀专业机构进行杀灭。
第二十条 病媒生物消杀专业机构应当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营利性病媒生物消杀活动。病媒生物消杀专业机构成立后，应当向市、县（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病媒生物消杀专业机构从业人员应当经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病媒生物防治资格证书，方可上岗。病媒生物消杀专业机构不得聘用未取得病媒生物防治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营利性病媒生物消杀活动。
第二十一条 杀灭老鼠、苍蝇、蚊子、蟑螂等病媒生物的药品、器械，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剧毒灭鼠药品和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杀虫药品、器械。
第二十二条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旅游景点、商业网点、集贸市场、机场、车站、码头等场所以及城乡结合部的公共卫生工作。
第二十三条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组织开展以普及卫生科学常识为主要内容的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结合各自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增强全社会卫生意识和全民自我保健能力。
新闻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和卫生科普知识以及卫生法规的宣传，发布宣传卫生与健康的公益性广告。
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健康教育,参加健康教育活动。
第二十四条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任爱国卫生义务监督员。爱国卫生义务监督员对本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进行社会监督，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有关爱国卫生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对违反有关爱国卫生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进行劝导或举报；
(三)负责同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委托的其他爱国卫生管理工作。
爱国卫生义务监督员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佩带标志或出示证件。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由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给予通报批评,并可以提请有关部门按管理权限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
（一）不履行爱国卫生工作义务的；
（二）不落实爱国卫生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单位爱国卫生不达标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对该单位主要责任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造成病媒生物的密度超过国家和省、市规定标准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对个人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责任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病媒生物消杀专业机构杀灭病媒生物，病媒生物消杀费用由该单位、个人支付。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病媒生物防治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营利性病媒生物消杀活动，或者单位聘用未取得病媒生物防治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营利性病媒生物消杀活动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对个人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有关爱国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本条例的行为，法律、法规和规章已有相应规定的，由法定的行政执法机关进行处罚；行政执法机关不处罚的，市、区、县（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督促该机关处罚；对拒不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有权给予通报批评，并可提请本级政府或者该机关的上级机关处理。
第三十条 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爱国卫生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按管理权限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98年11月3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杭州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35号)同时废止。
关于新修订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的若干探讨
－－以陕西丹凤县法院“诉调对接”为例
李政 西北政法大学 副教授
内容提要: 诉前调解是近年来我国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各地法院创造出各有特色的诉前调解模式，在司法创新、能动司法、实现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在立法对诉前调解尚无明确规定，而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加先行调解规定的背景下，本文以陕西丹凤县人民法院实施的“诉调对接”模式为例，分析了诉前调解应注意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与美国ADR及调解程序的比较，提出了我国诉前调解在规程设计中应予明确的内容，以期实现立法与司法的统一。
诉前调解是我国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实现诉讼与非诉讼衔接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各地法院在司法创新、能动司法、实现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创造出多种多样的诉前调解模式。在立法对诉前调解尚无明确规定而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加“先行调解”规定的背景下，本文以陕西丹凤县人民法院实施的“诉调对接”模式为例，试图探讨诉前调解应注意的问题，并通过与美国的ADR及调解程序的比较分析，以及对先行调解的制度设计，旨在为我国先行调解立法的实施提供参考。
一、我国诉前调解的运行模式：以丹凤县法院“诉调对接”为例
200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建立和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诉讼与非诉讼衔接的目标和任务。如何实现诉讼与非诉讼衔接？在实践中，各地法院都在进行着积极探索。2012年7月，西北政法大学民事司法改革研究所和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所的教师和研究生组成“诉调对接”课题调研组，赴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民法院调研。笔者作为调研组成员，通过座谈、走访、查阅案卷及相关资料等调研活动，专门考察了丹凤县人民法院“诉调对接”模式。
陕西丹凤县人民法院的“诉调对接”具有典型性。基于信访案件数量连年居高不下，严重影响法院正常的审判工作的现状，丹凤县人民法院自2008年起开始尝试并探索“诉调对接”工作。该法院以“化解矛盾纠纷关口前置，法官工作阵地重心前移”为工作思路，把法院调解工作向诉前延伸、向社会延伸，充分调动、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初步建立了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机制的“大调解”工作格局。自实施“诉调对接”后，诉前调解案件成功率达97％，自觉履行率达99％，未发生一起新的上访案件；立案受理的诉讼案件调解结案率达到了82％，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辖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2008年，该院在商洛市基层法院综合考核中名列第一，并被评为全市优秀法院、调解工作先进法院，县委年度工作考核为优秀单位。涉诉信访工作分别被商洛市中级法院和县委、县政府评为先进集体。2009年7月，其调解工作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通报表扬。
丹凤具人民法院“诉调对接”模式的主要做法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特点，适合由人民调解组织调解且未经调解的民间纠纷，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序引导当事人选择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对纠纷进行处理，以解决争议的措施机制”。该法院通过纠纷诉前审查对案件进行合理分流，以调委会为主体，以法官为指导进行诉前调解，调动各方力量包括派出所、司法所、土管所、林业站、综治办、妇联等部门共同调解。并制定了相关的文件，包括《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诉前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诉前调解提示书》、《建议调解通知书》、《诉前纠纷调处情况跟踪登记卡》和《调解人员与包村法官联系册》，以此保障诉前调解最大程度的实现。[1]
笔者实地考察了丹凤县人民法院龙驹法庭的“诉调对接”模式。该模式实际上属于诉前调解的范畴。诉前调解通常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的调解。诉前调解的运行模式，包括立案前的调解和立案后的调解。龙驹法庭的做法属于立案前的调解。立案前调解，即当事人起诉后，法院立案前，由法院附设的调解室或由法院委托的基层调解单位专职调解人员对案件进行调解。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一是对于当事人，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调解是免费的；二是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讼累。立案后调解，即法院立案后，由主审法官委托调解室专职调解人员对案件进行调解。这种模式有利于法院分流与减少实际进人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缓解了法官的压力。因为判决并非最好的纠纷解决方式。
诉前调解不同于诉讼调解。诉前调解就其性质而言，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诉讼调解是法官在审理案件程序中的调解。其主要的区别在于调解的主体不同。
诉前调解也不同于诉外调解。诉外调解是指法院以外的第三方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调解，即当事人没有向法院提出诉求。
归根结底，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调解，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争议。调解者理应最大限度提供帮助，以满足当事人解决争议的需求。
丹凤县人民法院龙驹法庭的实践经验表明：三年来法庭共接待群众诉求611件，立案453件，调解率达到83％以上；诉前调解纠纷158件，调解成功率100％，自动履行率98％。通过“诉调对接”模式，及时化解了矛盾，维护了当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在诉前调解中，龙驹法庭采取法官包村指导，调解人员以社区主任、村干部为主干，这些人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且对各家情况了如指掌，调解有针对性，故调解效果好。这种调解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既满足了当事人的心理、情感需求，又取得了“案结事了”的社会效益。
二、诉前调解应注意的问题
解决纠纷的方式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诉讼以及其他创新方式，调解仅是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中的一种。就调解方式而言，因调解的主体不同、阶段不同、方式不同，又分为不同种类的调解。诉前调解只是调解的一种，虽然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以及解决纠纷的实际需求，实践中诉前调解开展的如火如荼。从百度搜索发现，各地法院有关诉前调解的模式各有千秋，且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诉前调解模式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纠纷解决机制能否标本兼治？诉前调解的功效有没有被夸大或盲目追捧？各地法院有没有相互攀比追求形式？对此我们应以理性回应。
对于诉前调解的运用，我们需要厘清以下问题：
（一）诉前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
诉前调解归根结底属于调解，它和诉讼一样，都是解决民事争议的有效方式。对于调解的价值，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调解与诉讼应当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这样，才能保证调解协议的有效实施。从现行规定看，调解显然不足以与诉讼媲美。纵观世界各国，调解具有全球化趋势，说明调解有无穷的魅力。调解是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不能认为调解仅仅是诉讼的必经程序而抹杀其独立价值。调解与诉讼的关系，可以比照仲裁与诉讼的关系制定，即或调或诉的关系。这样规定，有利于树立调解的威信，也有利于当事人诚信守信，乃至对建立社会诚信体系都将产生积极的意义。
（二）合理解读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法制社会的保障。这一原则的本意是：司法是权利的最终救济方式和法律争议的最终解决方式。但现代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司法并非万能，或者说司法未必是最彻底的、最完美的纠纷解决方式，很多情况下，通过诉讼判决的结果，未必能“案结事了”。而替代纠纷解决方式的出现和发展，恰恰能实现这一点。随着ADR程序在全球的发展，纠纷的解决方式不断被创新。在符合人类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前提下，只要有利于化解纠纷，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构建的纠纷解决方式，我们都可以加以创造。
（三）避免以诉前调解拖延诉讼
诉前调解取得的社会效果，从各类报道以及我们的调研中都得以显现。但我们的调研对象是法院和社区主任、村主任（诉前调解员），他们的介绍有无偏颇？对接受调解的当事人而言，究竟对调解的满意度如何？我们并没有进一步考察，这的确遗憾。对诉前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是法院满意，还是当事人满意？虽然，调解有很多好处和优势，但调解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衡量和谐社会的标尺。当今社会利益多元化，矛盾多、冲突多，在此种形势下，采用调解方式解决各类矛盾和冲突，的确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调解必须讲程序。如果认为调解只是简单的说教，不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调解的期限不宜过长，不能成为拖延诉讼的方式。我曾听法院的同志讲，为了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就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这显然违背了调解的初衷和真实的价值。调解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于最大限度的实现双方的利益，如果一味拖延，使一方委曲求全，使一方无奈退让，都会损及社会的公平正义，久而久之，法律不被信仰，最终破坏的是整个司法体系。
（四）不能过分依赖调解者的身份
在龙驹法庭所辖的社区调研时，我们参观了社区调解办公室，一间大约20平米的房间，墙上挂着有关调解的工作制度。法院向我们介绍了诉前调解的主体是社区（村）调委会，法庭对他们是指导、帮助的作用。在处理法庭和调委会的关系上，法庭按照“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的原则，明确法官的职责，不代替不包揽。调研中我们发现，调委会成员以社区（村）主任和村干部为主，他们的身份对调解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们掌握着社区（村）里的资源，所以促成调解成功的几率较高。但发展调解，不能过分依赖调解者特殊的干部身份，而应建规立制。
（五）处理好立法与司法的关系
诉前调解缺少立法的现状，随着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有所改变。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该条属于新增加的规定。本次民诉法修改，虽然没有直接采用“诉前调解”这一概念，但增加了“先行调解”的法律条款。如何理解“先行调解”与“诉前调解”，即如何理顺立法与司法的关系，是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一个问题。单从目前各地法院已经实施和总结的诉前调解模式来看，诉前调解应当属于先行调解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先行调解涵盖了诉前调解，先行调解有了法律依据，即意味着诉前调解有了法律依据，其正当性与合法性也得到了确认。
三、诉前调解与美国ADR及调解程序比较
ADR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简称，可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由于ADR是相对于诉讼而言的纠纷解决方式，因而也称其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ADR这个术语涵盖解决纠纷过程中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除了每种方法都是相对于诉讼的另一种选择外，许多方法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诉讼当事人、律师和法官经常采用目前的ADR程序或创造一种新的方法，以达到该法律纠纷的整体需要。为了涵盖这些新技术，ADR技术在不断地扩展”。{1}美国的ADR存在多种形式，包括附设在法院的ADR和民间的ADR两种。其中附设在法院的ADR形式主要有调解、仲裁、早期中立评估和简易陪审团审判；民间ADR主要包括仲裁和调解两种形式。在ADR的各种形式当中，调解是最为常见和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是所有其他形式ADR的基础。{2}
为了发展ADR和调解程序，美国先后颁布了《1998年美国替代性争议解决（ADR）法案》和《2001年美国统一调解法（UMA）》，明确了ADR以及调解程序的内容，这为美国替代性争议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8年美国替代性争议解决（ADR）法案》明确规定：“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包括任何除了由主审法官主持的审判之外的中立第三方参与帮助解决争议点的过程或程序，采用的方法包括第654条至658条所规定的早期中间人评估、调解、微型审判及仲裁。”并规定：“对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的管理。每一合众国地区法院应当指派一名雇员或一名司法官员以实施、管理、指导并评估法院的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该名人员应熟悉替代性争议解决的实务和程序。此等人员亦得负责招募、初选并训练律师在法院的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中担任中间人及仲裁员。”
《2001年美国统一调解法（UMA）》规定：“调解”指一种程序，在该种程序中，调解员推动当事人间的沟通和协商，协助其就争议事项达成自愿的协议。
对于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的出现，美国历史学家杰罗德·奥巴可在《没有法律的正义》（Justice WithoutLaw）一书中写道：美国的纠纷解决方式一直以来都比我们当前受限的法律观点所能提供的方式更加多样和复杂。……纵观美国历史，法治明显被拒斥，而热衷于用替代手段来理顺人际关系，解决个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纠纷。非法律的纠纷和解手段的成功，一直有赖于社会共同体的一贯共识。如何解决纠纷，从相反的角度说，就是如何（或者是否）维护社会共同体……历史上，仲裁和调停是优先的替代手段。它们所表达的社会共同体的司法意识形态，是在既没有正式的法律，也没有基于社会共同体成员相互接近和相互信任的衡平过程的情况下产生的。它们是作为共同体自治的一种本土方式而兴盛发达的。……出于对法律和律师的怀疑，他们所发展的冲突解决模式，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和谐的共同憧憬：超越个人冲突，实现没有法律的正义。{3}由此可见，在美国，寻求诉讼以外的争议解决方式—ADR，是历史的选择。
美国的ADR制度，从根本上缓解了法院的压力，并对维护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美国的影响下，世界很多国家开始探索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象英国等欧洲国家、邻国日本等国家的ADR也得到迅速发展；我国法学界对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和改革也不断地深入。对ADR制度的研究和实践，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命题。{4}ADR不像诉讼那样自然地形成两极对抗。诉讼的对抗制，虽然能够得到判决，但往往使问题更加恶化，不能从根本上缓和双方的利益冲突；而采用ADR和调解，双方可以面对面平等的交流、沟通，有利于消除纠纷双方的矛盾，维护的是长久的利益，实现的是互利双赢。
在美国ADR制度中，调解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方式，这源于调解的自由、平等、和谐的程序特征。“调解既是法制社会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纠纷解决方式，也是自古流传至今的一种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现代调解是指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美国，80年代出现于澳大利亚和英国，90年代拓展至欧洲大陆法国家和南非的一场运动。”{5}
美国调解分为：社区调解（Community mediation），私人调解（Private mediation），机构调解（Agency me-diation），与法庭相联系（Court-connected）的调解。其中私人调解包括 ADR服务供应商（ADR serviceproviders）和工作场所／机构调解（Workplace/institutional mediation）；与法庭有关的调解包括：法庭雇佣的调解人（Court-paid mediators），由当事方雇佣的独立调解人（Independent mediators paid by parties），志愿调解人：免费调解（Volunteer mediators: mediate for free）。调解的基本程序是：为调解做准备—确认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结束调解，具体步骤包括：1．介绍：向当事方介绍调解人，向当事方介绍彼此，向当事方介绍调解；2．确立基本规则：同意调解，调解的目标或目的，调解人无决定权，保密，中立等；3．联席会议：信息交换；4．调解会议：了解额外细节，探索当事方利益，探索彼此关系；5．建立可选方案；6．交换提议；7．缩小可选方案范围；8．和解或其它结果。
美国社会是一个注重程序的社会，因而调解历史虽短，但程序发达且严谨，调解的每一步骤都有设计，且要签署相关的文件，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与美国ADR及调解程序相比，我国诉前调解程序仅是ADR调解程序中的一种方式，在调解程序方面虽有某些相似之处，如自愿、合法、保密等原则的适用，采取“面对面”、“背对背”的调解方式等。但在具体规定和操作上，中美调解还存在较大的区别。比如调解目标的设定、调解主体、调解协议的效力等均有差异。
我国诉前调解，包括丹凤县法院“诉调对接”的探索与实践，在化解基层各类纠纷中，虽然效果显著，但也存在一些困境：诉前调解或“诉调对接”模式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调解的程序是否公正？调解的范围、方式、调解人员的素质以及调解协议的效力等问题，还有待于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从法律上予以完善。
四、对先行调解的规程设计
耶林说“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6}那么，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目的，应是为了满足诉权的行使和司法的需要。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关于“先行调解”的规定，从字面上理解，应为法院在审判前所做的调解。立法上的这一规定，可以将实践中各具特色的诉前调解模式囊括其中，至少在名称上实现了统一。但由于新民诉法对先行调解仅是原则性规定，因此，在实践中还应明确下列内容：
（一）应对先行调解的范围即案件类型作出明确的规定
哪些案件适合先行调解？在立法中做列举式规定，也许比较困难，但可以用排除法加以规定，即规定哪些案件不宜调解。此可借鉴国外的做法。
如《美国调解法》规定：“本[法]不适用于下列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