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为克服效率低下所导致的法庭堵塞，法国立法者于2004年3月9日引入了法式辩诉交易制度，即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与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相比，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三大特征，即较狭窄的适用范围、较弱化的合意制度以及较完善的保障机制。从3年来的践行效果上考察，庭前认罪答辨程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适用率并不太高，在程序规范性上仍有待加强。此外，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价值认同及制度冲突层面还面临着五大挑战。
【关键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立法动机；技术设计；践行效果；挑战
近10余年来，欧陆各国的刑事程序法普遍出现“美国化”（Américanisation）的趋势{1}。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美国司法文化在整个世界主流司法文化中占据强势地位，另一方面还因为欧陆刑事诉讼在当前面临着诸多共同问题，亟需从外部（主要为英美国家）获得经验启发。即便以固守自身法律传统著称的法国也不例外。[1]2004年3月9日，法国立法者在经过较周密的立法论证后创设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Comparution sur reconnaissance préalable de culpabilité，CRPC），允许刑事被告在某些轻罪案件中以认罪为根本前提和检察官进行量刑交易，从而将“辩诉交易”正式引入了法国的刑事裁判体制。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一出台便引发了法国学界和实务界的激烈争辩。争辩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如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正当依据、制度排异、技术设计甚至是预期的践行效果。法国宪法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以及司法部也通过各种方式介入了这场争辩，并对这一域外制度的完善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为了能够恰当地思考和研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在中国设立辩诉交易的问题，必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关注其它国家在确立和发展这一制度时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这也是比较诉讼法（droit de procédure comparée）的重要功能之一{2}。因此，本文拟以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为研究对象，全面介绍该程序的发展历程、立法动机、技术设计、践行效果以及所应对的挑战，以期对中国建构合乎自身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提供可借鉴的域外经验。
一、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发展历程和立法动机
（一）发展历程
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设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1975年之后）[2]，法国便因刑事审判经常无法及时进行而开始探索新型的刑事裁判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3}。但法国立法者在提高诉讼效率这一领域中的探索是谨慎而又缓慢的。“发现案件真实”（la manifestatoin de la verite）的诉讼价值定位以及“诉审分立”（le principe de séparation des autorités chargées de la poursuite et des autorités de jugement）的裁判结构使得刑事审判改革遭遇了制度（如宪法委员会的违宪审查）及技术（如新型裁判方式与传统裁判方式的兼容和协调）的双重困境{3}。1987年，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通过一份建议鼓励欧盟各成员国在刑事诉讼中采用有罪答辩（guity—plea）程序。该部长委员会指出：“如果宪政传统和司法传统允许，则（各成员国）应建立有罪答辩程序或者其它类似程序。被告在审前阶段出庭公开宣布其承认或者拒绝承认所受之指控……判决法院可以裁定缩短或部分缩短预审阶段，并迅速转入对被告的人格分析，及时作出及量刑宣判以及必要情况下的赔偿裁定”。[3]在这一背景下，戴尔玛斯·玛蒂教授（Delmas—Marty）所领导下的刑事司法和人权委员会（la Commission Justice pénale et droits de lhomme）于1990年提出了在法国刑事诉讼中引入“认罪简易审程序”的立法建议——“如果被告对犯罪事实及事实的定性并无异议，则可简化庭审程序，由庭审法官直接进行量刑宣判。被告认罪与否的供述应由判决法院在被告出庭的情况下予以确认。”{4}虽然该立法建议最终因争议太大而未获采纳，但法国立法者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努力却从未止步。1995年，法国立法者创设了刑事强制令制度（injonction pénale），允许检察官在一些情况下对被告直接施以量刑，从而提高情节轻微之刑事案件的“裁判”效率。但法国宪法委员会以该制度违反“诉审分立”的宪政原则而予以撤销。1999年，立法者又在新的《刑事诉讼法典》第41—2条中创设了刑事调解制度（composition pénale），即“对在提起公诉前承认实施了当处罚金刑或5年及以下监禁刑的一项或数项轻罪的自然人实施一项或数项惩罚措施以替代公诉”。但为避免被宪法委员会撤销，立法者从一开始便对刑事调解制度采取了诸多保留举措，例如增设了法官对刑事调解裁定的审查权，以减缓公正程序和裁判权分割之间的尖锐矛盾{5}。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调解制度便是辩诉交易程序在法国的雏型，冉·布拉戴尔（Jean Pradel）教授甚至曾将其称为法国式的认罪答辩程序（guilty —plea a la franCaise）{6}。但应该看到，刑事调解程序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还是存在根本的区别的：前者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公诉替代程序，而后者则是新型的刑事裁判程序{7}。自2000年以来，法国刑事诉讼便进入一段前所未有的动荡期。从2000年6月15日“关于加强无罪推定及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法律”{8}到2004年3月9日“使司法适应犯罪发展的法律（又称为‘贝尔本第二号法律’）”{9}，再到2007年3月5日的《强化刑事程序平衡法》，法国立法者几乎从未停止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各个条款的思考和权衡。改革频率之高、变动幅度之大，甚至连司法实务部门的工作者也经常感到无所适从。著名刑事法学家西玛蒙蒂（Cimamonti）教授便曾将这一现象谑称为“立法狂热、立法过度甚至是立法躁动”（frénésie，overdose ou prurit législatif{10}。但我们依然可从这些纷繁复杂的改革举措中整理出两条改革进路：即程序正当化进路和程序简约化进路。前者如侦查权的限制、辩护权的保障、司法审查的强化，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设立。
（二）立法动机
法国原司法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Dominique Perben）在2003年5月21日的议会辩论中对设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立法动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即“（设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可提高诉讼效率，减轻轻罪法院的负担并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11}。
1．提高诉讼效率，减轻轻罪法院负担
“效率”（efficiency）一词源于拉丁语effetus，表示所获得的劳动效果与消耗的劳动量之间的比值关系，体现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与此相对应，诉讼效率则指进行诉讼活动的效益与该活动所花费成本之间的比率，它所描述的是诉讼进行的快慢程度，解决纠纷数量的多少，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人们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和节省程度，其强调的是要尽可能地快速解决纠纷和尽可能合理地充分利用各种诉讼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诉讼效率是人类社会在司法过程中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因为只要人类社会还生存于一个司法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不管出于自觉还是被迫，为了司法的良性运作以及纠纷的及时解决，就不得不考虑诉讼程序的效率性问题。正如波斯纳所指出的：“正义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效率。”众所周知，法国刑事裁判严格适用犯罪分层理论（la classification tripartite des infractions），将刑事犯罪三分，即重罪（crime）、轻罪（délit）及违警罪（contravention），并依犯罪种类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刑事程序。但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刑事案件数量剧增而刑事诉讼程序却拖沓冗长，法国各种刑事法院均面临严重的工作负担，法庭堵塞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在轻罪法院尤为严重，因为轻罪案件占据法国刑事案件总量的8成以上，而审结期限却平均长达10个月。勿庸讳言，在传统的诉讼理论中，刑事诉讼以实现国家刑罚权为目的，其结果往往将导致被追诉者的个人自由、财产甚至生命被剥夺。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往往设置了严格而谨慎的程序规则以防止公共权力滥用并确保无罪的人不受追诉。“公正”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刑事诉讼的首要价值目标。但“正当人们还在为普通程序的正当化、严密化殚精竭虑之时，另一种相反但却并不矛盾的倾向已经开始发生、发展，并逐渐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那就是，“伴随着诉讼效率价值的凸现、刑罚目的的转换，各国越来越多地采用‘程序分流’而对特定的刑事案件进行处理”{12}。法国亦不例外。一如前述，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刑事诉讼程序因冗长拖沓、效率低下而长期为理论界及实务界所诟病。一方面，在公诉程序中，由于缺乏公诉替代程序（les alternatives a la poursuite），法国的检察官在面对案件时只有两种选择：立即起诉（la poursuite immédiate）或不予起诉（classements Sans suite）。因此，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的轻罪案件，检察官往往处于两难境地：提起公诉，则占用大量的诉讼资源，降低诉讼效率；免于起诉，却又不能实现责任追究及刑罚震慑的刑事目的；另一方面，在轻罪案件的庭审程序中，检察官和被告的对抗胜于合作，法官的判定胜于审核。几乎所有的轻罪案件都适用完整的庭审程序，这即使轻罪法院的法官疲惫不堪，又极大降低了诉讼效率。上述缘由所造成的法庭堵塞已不能仅通过增加财政及人员投入解决。法国立法者唯有寻求域外经验以试图从诉讼机制上进行较根本的改变。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无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国19世纪，并在二战之后得以发扬光大{13}。冉·布拉戴尔（J．Pradel）教授在分析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时指出，“美国法以对抗主义为特点，未设预审法官，也没有深入的预审程序。法官和陪审团可接受的所有证据均应在庭审中展示。”因此，刑事庭审显得十分冗长和复杂。自十九世纪末开始，程序更越发如此。大量的案件积累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使实务工作者逐渐不能接受，并开始私下使用各种方式，以排除对证据问题的庭审。与此同时，实务工作者再也不能对所有案件进行完整的审判（full trial）——即陪审团审判。这种情况孕育了“辩诉交易制度”。从诉讼运作机制的角度考量，辩诉交易比传统的公诉模式更节约时间，也更节约人力和财力，因此，在司法管理上，辩诉交易更为合理（raisonnable）也更有有益（rentable）。正如伯杰（E·Burger）法官在1971年Santobello v．New—York的案件中所说的那样：“通过控方与辩方的合意来解决刑事案件……是审判管理的一个必备要素。如果这一程序（辩诉交易程序）合法进行，则应值得提倡。”[4]意大利在1988年刑事诉讼改革前亦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案件的积压、司法的迟缓使司法机关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欧共体法院更是数次因意大利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未能遵守“合理期限”的规定而判定意大利有罪{14}。为提高诉讼效率，意大利引入了包括辩诉交易在内的几种特别程序。如今，在意大利的司法实践中，辩诉交易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且效果甚佳{15}。为了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意大利立法者还在2003的法律修改中扩大了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意大利学者麦尔克内（Mercone）教授评论到：“庭审程序的摒弃，将减少诉讼负担（deflazione del carico processuale），合乎诉讼经济的原则。”{14}美国和意大利的成功经验无疑使法国立法者更坚定了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决心，并希冀借此诉讼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诉讼效率和法庭堵塞的问题。
2．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une meilleure acceptation de peine）
“时下，对权力的尊重和敬仰已不再仅通过强制力量的运作……刑罚的目的只有依托于最低限度的合意才可有效实现。”{16}而“合意”（consentement）{17}正是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灵魂所在。在法国立法者看来，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两个核心要件：其一，被告承认犯罪事实；其二，被告可自由、清晰地表达对量刑的意见。理论上，被告承认犯罪事实是启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充分条件，但却非必要条件。换而言之，即便所有适用条件均满足且被告承认犯罪事实，检察官也不一定启动认罪答辩程序。司法实践中，被告承认犯罪事实的真实意图是检察官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18}。具体而言，如果被告仅为了获得较轻的量刑而认罪，则检察官通常不会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也不会因此减少对被告的指控；相反，如果被告具有悔改之意，主观认罪态度较好，则检察官会充分考虑这一基本情节，并通常会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可见，“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既是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基本动机，也是该程序机制的意义所在。诚如学者所言，“如果（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成为罪犯寻求轻罚的避风港，则刑罚的教育目的将无从实现……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可能导致犯罪率的提高……这无疑与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设立初衷相违背。”{18}109当然，与传统的刑事司法相比，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这种“协商型刑事司法”（Justice pénale transactionnelle）无疑更容易使被告接受量刑。在法国，传统的刑事司法以追求案件真实为基本目标，以证据运用为基本手段，以对抗和判定为基本的程序构造，整个刑事司法程序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强制力”（la force de contrainte）是欧陆传统刑事司法的基本定位。而“协商型刑事司法”则完全相反。它以节约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率为追求目标，以被告认罪为适用前提，以控辩双方合作及协商为基本手段，程序带有极强的“契约”色彩。“协商”与“合作”是该套系统的基本主轴。因此，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程序私化”（privatisation）所蕴含的“人格化”思想使被告更易于接受自身的诉讼定位，也更易于在庭前宽松的“协商”氛围中“坦诚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勇于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19}。
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技术设计及基本特征
（一）技术设计
1．适用范围
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7条的规定，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仅仅适用于主刑为罚金刑或者5年及以下监禁刑的犯罪。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6条又将以下几类犯罪排除在庭前认罪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未满18岁之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虚假新闻罪；过失杀人罪（而非过失伤害罪）；政治罪；追诉程序由专门法律进行规定的犯罪（如税收方面的犯罪等）。依司法实践，案情过于简单的案件一般也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
2．运作进程
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被告认罪；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被告接受或拒绝量刑建议；法官审核。
（1）被告认罪
一如前述，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启动的根本前提便是被告“承认所被指控之犯罪事实”（《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7条）。原则上，声明必须以言辞形式作出，且律师必须在场。但在由“直接传唤”或“司法传唤”启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情况下，认罪声明也可以以书面形式作出。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5条之规定，“（在直接传唤或司法传唤程序中），被告可亲自或通过其律师向共和国检察官寄送挂号信并要求回执，声明其承认被指控之犯罪事实并要求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
（2）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
在量刑建议方面，共和国检察官具有较大的裁量权，“可建议执行一个或数个主刑或附加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8条第1款）。但法律也设置了若干限制：其一，共和国检察官所建议之量刑的性质及幅度应合乎刑罚个人化的原则，充分考虑犯罪情节、被告人格、收入及负担等；其二，如果共和国检察官建议执行监禁刑，则刑期不得超过一年，也不得超过当处监禁刑刑期的一半；其三，如果共和国检察官建议执行罚金刑，则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法定的最高罚金数额；其四，如果检察官建议适用无缓刑之监禁刑，则应向被告详细说明量刑是否立即执行或传唤至执行法官前以确定刑罚的执行方式。
（3）被告接受或拒绝量刑建议
在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后，被告有10天的思考期限，以决定是否接受该量刑建议。共和国检察官有义务告知被告享有这一思考期限。但被告在思考期限内不得要求解除相关的人身强制措施。共和国检察官得在提出量刑建议后将被告送往自由与羁押法官处，由该法官下令对被告进行司法管制。如果共和国检察官所建议的一种刑罚是2个月以上的无缓期监禁刑且共和国检察官已提议立即执行该刑罚，则自由与羁押法官应下令对被告进行先行羁押，直至当事人再次被传唤至共和国检察官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0条）。
在10天的思考期限届满后，被告应对量刑建议作出答复：如果被告接受共和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则共和国检察官应向大审法院院长或院长所委派的法官提出审核申请。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即审核阶段；但如果被告拒绝接受共和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则共和国检察官应依一般的公诉程序向轻罪法院提起公诉或要求启动正式的侦查程序。之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作的各种声明及案卷笔录归于无效，不得作为证据提交给预审庭或审判庭。原司法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在议会辩论中对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作了具体的说明：“无证据效力的材料指的是在检察长办公室运作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获得的材料，而不是在宪兵队或警察局运作相关程序所获得的材料”{20}。因此，被告之前在宪兵队或警察局所作的各种声明尤其是认罪声明依然具有证据效力。
山东省实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实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办法
（2002年10月1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第2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2年11月1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48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维护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加强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团体，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可以作为单位会员加入社会团体。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促进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均应依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申请登记。社会团体经核准登记后方可进行活动。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会（含产业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青联、侨联、台联、工商联等人民团体，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团体，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并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不属于登记范围。
第四条 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危害国家的统一、安全和民族的团结，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违背社会道德风尚。
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
第五条 社会团体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开展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
第二章 管辖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单位）。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涉及2个以上部门或者组织的，主要业务部门或者组织为业务主管单位。活动范围在乡（镇）或者城市街道地域内的社会团体，其相应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为业务主管单位。
第八条 省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全省性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市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全市性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县（市、区）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全县（市、区）性及以下区域性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
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由所跨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管理。
第九条 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与其管辖的社会团体的住所不在一地的，可以委托社会团体住所地的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一定范围内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条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财政、物价、税务、新闻出版、人民银行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做好对社会团体的管理工作。
第三章 成立登记
第十一条 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或者组织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
第十二条 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二）社会团体的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在业务上应当具有代表性。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由会长（理事长）担任，并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
（三）有50个以上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会员在本行政区域的分布应当具有广泛性。
（四）有规范的名称。社会团体的名称应当与其业务范围、成员分布、活动地域相一致，准确反映其特征；非全省性社会团体不得冠以“山东”、“山东省”、“鲁”、“齐鲁”等字样。
（五）有相应的组织机构。
（六）有固定的住所。
（七）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基金会必须有专职财务人员。
（八）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并有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
（九）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第十三条 禁止成立以某一姓氏或者以某一姓氏为主体组成的宗族性社会团体。
乡（镇）和城市街道及其以下区域不得设立宗教性社会团体。
第十四条 申请筹备成立社会团体，发起人或者组织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由发起人或者筹备组织负责人签署的筹备申请书。
（二）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四）住所产权或者使用权证明。
（五）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职业、简历和住址等身份情况证明。
（六）参照国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制发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拟定的章程草案。
申请筹备成立宗教性社会团体除提交前款规定文件外，还必须提交有可考证的、符合我国现存宗教历史沿革的、不违背本团体章程的经典、教义和教规。
第十五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筹备成立社会团体的有关文件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筹备的决定；不批准的，应当向发起人或者组织说明理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筹备：
（一）有根据证明申请筹备的社会团体的宗旨、业务范围不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
（二）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
（三）会员分布缺乏广泛性和代表性的。
（四）发起人、拟任负责人曾经或者正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在业务上不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
（五）在申请筹备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六）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六条 经批准筹备成立的社会团体，应当自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筹备之日起6个月内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章程，产生执行机构、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并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成立登记。筹备期间不得开展筹备工作以外的活动。逾期不召开成立大会并申请成立登记的，其筹备批准效力自行失效。
第十七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社会团体的登记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对社会团体筹备符合规定要求的，准予登记，发给民政部统一制发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对不予登记的，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将不予登记的决定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社会团体应当凭《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和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申请刻制印章、开设银行帐户。
社会团体应当将经公安机关办理准刻手续后刻制的印章和依法开设的银行帐户，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后方可启用。
第十九条 社会团体拟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第二十条 社会团体经批准设立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应当按照其隶属的社会团体的章程，在该社会团体授权的范围内发展会员和开展活动。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不得再设立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社会团体不得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
第四章 变更登记与注销登记
第二十一条 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社会团体申请变更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或者理事会的变更决议。
（三）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文件。
（四）变更办公住所的，提交新办公住所产权或者使用权证明；变更业务主管单位的，提交交接双方的协议文件；变更注册资金的，提交验资报告。
社会团体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第二十二条 登记管理机关自收到社会团体申请变更登记申请书之日起10日内，作出准予变更登记或者不予变更登记的决定。准予变更登记的，颁发登记证书；不予变更登记的，应当说明理由。
社会团体变更负责人的，社会团体的原负责人或者有关工作人员应当在变更登记后5日内，向接任的负责人或者有关工作人员移交社会团体证书、印章和资料。不得拒绝移交或者非法占有。
第二十三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注销备案（以下统称注销登记）：
（一）完成了章程规定任务，没有必要存在的。
（二）自行解散的。
（三）分立、合并的。
（四）由于其他原因需要终止的。
第二十四条 社会团体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及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开展清算工作。在清算期间，不得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社会团体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15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撤销。
社会团体办理注销登记，应当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文件和清算报告书。
登记管理机关准予注销登记的，发给注销证明文件，收缴该社会团体的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社会团体经注销或者撤销后，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同时注销或者撤销。
第二十六条 社会团体撤销其所属分支机构或者代表机构，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30日内，向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手续。逾期不办理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撤销。
第二十七条 社会团体经注销或者撤销后，其遗留的财产、人事问题由其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登记管理机关予以监督。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负责社会团体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
（二）对社会团体实施年度检查。
（三）对社会团体进行监督检查。
（四）对社会团体违反《条例》和本办法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九条 业务主管单位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负责社会团体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
（二）监督、指导社会团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
（三）负责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初审。
（四）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的违法行为。
（五）负责社会团体的人事管理工作。
（六）会同有关部门指导社会团体的清算事宜。
第三十条 社会团体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可以通过下列途径筹集开展活动的必需经费：
（一）会员缴纳的会费。
（二）有关部门的资助。
（三）国内外组织或者个人的捐赠。
（四）技术资料或者科研成果的有偿转让费。
（五）举办展览、培训和技术服务等有偿服务的收入。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一条 社会团体取得的各级政府的资助，按照省级以上民政部门、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社会各界的捐赠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三十二条 社会团体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社会团体的合法资产。社会团体的经费和依照章程开展活动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社会团体接受捐赠、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社会团体应当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三条 社会团体应当建立健全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机制，实现章程规定的宗旨。
社会团体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间领导本社会团体开展日常活动，对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必须经到会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理事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必须经到会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以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三十四条 社会团体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资产来源属于国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
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应当在社会团体换届或者法定代表人变更前，组织对其进行财务审计。
第三十五条 社会团体专职工作人员使用社会团体编制，其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和省关于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社会团体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内容包括：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
（二）依照本办法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
（三）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
（四）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
（五）财务管理情况。
（六）应当报送的其他情况。
社会团体的年度工作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应当于5月31日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
第三十七条 社会团体的重大事项必须向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报告。
社会团体应当将经批准编辑出版的图书报刊在发行之日起30日内报送登记管理机关。
第三十八条 新闻单位对社会团体进行宣传报道时，应当查验社会团体的登记证书。对不提供社会团体有效登记证书的，不得宣传报道。
第三十九条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或者注销，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公告。
社会团体的登记证书或者印章遗失的，应当及时在报刊上声明遗失，并按规定申请补发登记证书或者按规定制作印章。
第四十条 业务主管单位对社会团体履行法定职责，不得收取费用。
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团体进行年度检查，不得收取费用。
第六章 罚则
第四十一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撤销登记：
（一）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
（二）连续1年以上未开展活动的。
（三）连续2年不参加年度检查或者连续2年年度检查不合格的。
第四十二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出租、出借《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
（二）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
（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四）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五）擅自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从事营利性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的。
（七）侵占、私分或者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八）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捐赠、资助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未经批准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以社会团体或者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撤销（注销）的社会团体或者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继续以社会团体或者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名义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并上缴财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四条 社会团体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封存《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社会团体被撤销登记，由登记管理机关收缴《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标识和财务凭证。
第四十五条 社会团体变更负责人，社会团体原负责人或者有关工作人员拒不办理移交手续，非法持有社会团体证书、印章或者资料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限期移交，并可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擅自使用非法持有的证书、印章的，由公安部门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六条 社会团体的活动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
第四十七条 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1992年5月15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山东省实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