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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

1962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根据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我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对当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一、加强对治安案件的审判工作，通过审判工作，积极揭露敌人的阴谋。目前，敌对阶级中坚决与我为敌的分子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和某些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缺点错误的不满情绪，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协同公安、检察机关及时打击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妥善处理各种治安案件。对组织暴乱、刺探军事情报、进行爆破、纵火、暗害、造谣惑众的反革命分子、间谍特务分子和煽动骚乱扰乱社会秩序的首要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对各种治安案件，也必须迅速查清事实，分清性质，根据不同情节，依法处理。同时要积极领导人民法庭和调解委员会通过审判这些案件向人民群众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来揭露敌人的罪恶，激发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划清敌我界限，鼓舞信心，孤立敌人。二、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由于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很多是利用我们的困难和群众的不满情绪进行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情况比较复杂，处理时需要十分慎重。因此，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处理治安案件一定要严格划清两类矛盾的界限。打击的对象只能是上述各种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对煽动闹事的为首分子，应先在群众中进行充分工作，待分清是非，事态平息，经过充分揭露使他们孤立起来以后，再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处理。其中如果发现反革命分子则应该从严惩处。至于受骗起哄参与闹事的群众只能予以批评教育，不要轻率判刑。否则，会脱离群众，丧失社会同情，从长远看，后果于我不利。
三、要坚持三少政策。不论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是在广大后方地区都要少杀人。要杀的必须是罪行十分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对可杀可不杀的杀了就是错误。杀人不在多，而要杀的准。我们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好了，真正的敌人就会被孤立起来，只要准确地把其中少数罪大恶极的杀掉，就会真正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充分发挥杀人的效果。否则，杀的多了，就容易会把不应杀的杀了，甚至会杀错了。其结果不仅不能威慑敌人，而且会引起人民疑虑，增加我们的困难。四、要严格执行制度，切实把好最后一道关口，防止发生差错。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应当先行预审，把事实和性质查对清楚，按照法定程序制度进行公开审判。应当让被告人行使辩护、上诉和申诉权。在报请党委审核时，一定要把事实汇报清楚。对死刑案件的复核应按规定办理，手续不能简化。凡需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执行的，应当只限于现行反革命首要分子，并且要事实清楚，性质准确，手续完备，量刑恰当。不要将老人、妇女和青少年罪犯放在这样的大会上宣布执行，以免发生不利的影响。这种会开的不要太多。会前要准备充分，讲求效果。会后要注意了解群众的反映。五、各级法院都应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干部严守纪律，坚守岗位，服从领导，积极工作。在作战地区的法院，一切活动要适应军事斗争的要求，听从军事领导机关的统一指挥，经得起战争考验。六、要注意总结经验，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情况。


　　　　　　　　　　　　　　　作者：杨杰 王义江

原告刘某(女)与被告张某(男)同居四年，后分手时双方签订“分手协议”约定被告张某给原告刘某4 万元，并出具欠条一份。但被告张某至今并未支付。 为此，原告刘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张某支付欠款4 万元。经法院查明，该 4万元是分手费，不存在欠款的问题。
被告张某该不该向原告刘某支付这 4 万元的分手费？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被告张某应该向原告刘某支付这 6万元。
首先，双方签订的协议属于合法的民事行为。原、被告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被告承诺给付原告4万元出具欠条，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受到欺诈、胁迫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意思表示真实，该 4万元债务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法律保护弱势群体。双方的恋爱行为并不违反法律，但分手后女方属于弱势群体，情感的投入，青春的流逝往往使她们解除同居关系后，重新寻找合适配偶的难度加大，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应是法律的应有之义。最后，此 4 万元的性质应属约定之债。 双方同居生活 4 年，现原告刘某同意分手，是以被告张某同意支付 4 万元钱为对价条件，即与被告张某同居生活是原告刘某形成债权的依据，因此协议中被告张某欠刘某的 4 万元钱，是一种双方行为，被告张某应履行支付义务。
第二种观点：被告张某不应该向原告刘某支付这 4 万元。
在审理中已经查明被告张某与原告刘某所签订的协议为分手协议，依据证据认定协议中被告张某欠原告刘某的 4万元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 因此，协议中被告张某所述欠原告刘某的 4万元，应当认定为是被告张某的单方承诺，是赠与形式的单方行为。《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本案中，被告张某出具欠条，承诺给付欠款，原告刘某表示接受，但原告刘某并没有给付相应的对价，体现了无偿性，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因此，被告张某对他在协议中的单方赠与行为享有任意撤销权，因此原告刘某不享有对协议中4 万元欠款的请求给付权。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关于 4万元的定性。 笔者认为合法的民事行为和债权债务应当受到保护。但本案经审理查明，虽然协议上写的是欠款，但根据现证据只能认定是被告张某的单方赠与行为，因为原告刘某在该欠款关系中没有互为给付对价的行为。合同法理论中对单务无偿的赠与条件有详细地论述：“受赠人与其取得的利益没有互为代价的意义时，应当认定是无偿的，因此，只要受赠人的行为不是赠与接受的代价的，不影响合同的单务无偿性。”以有4年左右同居生活的背景为根据，认定4万元是约定之债，并把同居生活认定为是原告刘某向被告张某索要4万元欠款的给付对价，显然违反了现行法律的规定。
二、《婚姻法》中明确排除了同居关系的合法性，将同居关系作为原告刘某形成债权的依据给予认定和保护，是对该案查明的事实认识错误和适用法律的错误。
三、男女之间未婚自愿同居，是出于两情相悦，同居期间，双方都付出了时间、精力和感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居时就应该预料到分手的后果。本案中，被告张某和原告刘某分手，并没有证据证
明原告刘某在双方同居期间，付出了更多。男女之间是平等的，同居关系中并不存在一方处于弱势的问题，原告刘某虽为女性但不是弱势方，因此没有必要特别照顾原告刘某。
来源：山东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