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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范例五】
赵巧宁故意杀人一案刑事裁定书
（二审开庭裁定维持死刑）
【文书要点】
1、本案系死刑开庭案件。
2、注意文书对死刑开庭案件的案件由来、庭审过程等内容的格式、写法。
3、注意文书中加黑字体文字。

【文书特点】
本文书在评判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意见上很具特点，也突出了二审死刑案件开庭审理的重点。一方面文书层次分明地概述了被告人的上诉理由、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检察机关的出庭意见，使文书客观反映了诉辩双方在争议问题上的对抗性。另一方面文书通过客观真实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并在理由部分充分加以运用，用文体突出该部分的方式，逐条对理由、意见予以评判，使死刑开庭案件的特点通过文书很好地表现出来。




（注：文书编辑时有修改）
【裁判文书范例五】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06）陕刑一终字第72号
原公诉机关咸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巧宁，女，28岁，1977年11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兴平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兴平市南市镇杨村5组。2005年7月1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同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兴平市看守所。
辩护人宋振联，陕西咸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咸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赵巧宁犯故意杀人罪一案，于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作出（2005）咸刑初字第118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赵巧宁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06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4月19日在兴平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高强、代理检察员王洋、肖力波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巧宁及其辩护人宋振联【还有其他当事人的列法见文书样式第60页】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5年6月24日晚11时许，被告人赵巧宁因家庭琐事和婆婆李玉英（死年68岁）发生口角，李玉英摸了一根木棍打赵巧宁，赵巧宁用手边挡边往后退，顺手拿起洗衣机上砸煤用的榔头，在李玉英头部连砸数下，将李击倒在地，赵巧宁又用双手掐住李的脖子，致李玉英死亡。之后，赵巧宁将李玉英尸体装进编织袋，又恐尸体腐败发臭，赵巧宁将尸体肢解成十一块，撒上食用盐，装进塑料袋，藏匿于家中的板柜内。事后，被告人赵巧宁将粘有血迹的作案工具、衣物清洗。【注：应写经法医鉴定】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赵巧宁因婆媳关系不和，在被婆婆李玉英用棍击打后，持榔头连砸李玉英的头部，又用手扼其颈部，在被害人死亡后又碎尸，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赵巧宁犯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一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巧宁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赵巧宁上诉称，她并不想打死婆婆李玉英，而是出于正当防卫失手将人砸死的，她没有掐被害人；她作案手段并不残忍，原判量刑过重。
其辩护人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赵巧宁扼颈致人死亡缺少证据，法医鉴定没有明确确认被害人的死亡原因，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不应认定赵巧宁犯故意杀人罪；2、赵巧宁在受到被害人持棍击打时，出于自卫持铁锤打被害人，属于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构成故意伤害罪；3、本案相关证人均未到庭作证，这些人的证言不应被采信。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审判参考第43集第235页】，被害人虽持棍殴打上诉人，但其年老体弱，不会对上诉人造成严重侵害，上诉人赵巧宁在多次供述中称她“非常生气”，持铁榔头猛击被害人头部，之后又扼其颈部致其死亡，可见赵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其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而显系故意杀人；法医鉴定根据客观情况，科学地判断出被害人死亡原因，并与上诉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应当作为定案依据；本案证人虽没有出庭作证，但这些证言并非是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且该证言与上诉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应予以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赵巧宁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应予严惩。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赵巧宁故意杀人犯罪的事实是清楚、正确的，有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张小春【应注明身份】证明，2005年6月30日，他外出打工回家，问妻子赵巧宁其母亲李玉英到哪儿去了，赵巧宁说跟两个男的出去了。晚上睡觉时，他闻到屋内有臭味，后发现小房间的板柜散发着很臭的味道。他从赵巧宁手中要来钥匙打开板柜，见板柜里有一个装着人腿还是人胳膊的塑料袋，他问赵巧宁时赵不吭声。他就出门给堂哥张高点说赵巧宁把其母害了，让打“110”报警。
证人张高点的证明与张小春的证言相互印证。并证明赵巧宁曾跪地说是她把她妈李玉英害了。
2、证人陈玉英、赵秀英【应注明关系】证明，案发前，李玉英分别到她两家说儿媳妇对她不好，把吃的都藏起来了。此节与上诉人赵巧宁的供述相互印证。
3、证人武惠玲证明，2005年6月27日、28日、29日，赵巧宁三次到她的商店购买了灭害威和四袋盐及糖，她问赵买这么多盐干啥，赵说慢慢吃。该证明与上诉人赵巧宁供述的其碎尸后，为防止尸体发臭，将家中的盐全部撒在尸块上的情节相印证。
4、现场勘查笔录证明，现场位于兴平市南市镇杨村五组李玉英家，其后房套间卧室靠西墙地面的板柜内有用塑料袋包装的人体腐败尸块一堆，散发出强烈的难闻气味。室内墙面、地面有擦拭痕，地面上有残存片状褐色附着物。洗衣机上有一单刃斜面手工打制刀，室内物品柜内有衣卷一包。灶房火道内发现粘有黑发的胶带纸团、三个碘盐塑料袋，火道外侧地面上有一木把上附着褐色点状斑迹的旧铁榔头、门外东墙上有短木棍一根，上述物品均已被提取。
经赵巧宁原审开庭辨认，确认铁锤、单刃斜面刀是其作案时所用工具，木棍为李玉英打她时所用工具。
5、法医尸检报告证实，2005年7月1日，法医将从现场板柜内发现的11块尸块拼凑成一完整裸女尸，推测死亡时间在尸检前一周左右。根据尸块上形成损伤特点分析，死者头部曾遭接触面为半圆形的钝器（如锤子等）多次打击致成极重度颅脑损伤，颈部有遭钝器暴力压迫迹象。确切死因机制由于尸体高度腐败而无法确定。极重度颅脑损伤或暴力压迫颈部均足以作为单独死因；死者头部遭钝器多次打击致成极重度颅脑损伤，立即进入濒死期后颈部又遭扼颈而死亡的可能性极大。
碎尸工具应具有轻便、较薄的锐利刃缘（如刀具等）两种特点。
6、公安部物证检验报告证明，对尸块上提取的2枚牙齿、1根股骨，李玉英之子张小春、之女张小君的血样，铁锤木把上提取的血迹，果树刀黑色胶布上粘附的毛发1束等经DNA检测，属同一个体的可能性为99.99999%，且此个体同张小春、张小君均符合单亲遗传关系。
7、上诉人赵巧宁供述，她婆婆李玉英经常与她吵架。事发当晚，李玉英嫌她把家中的面和油藏了骂她，并摸了一根木棍朝她头上打，她就边挡边往后退。李玉英还边打边骂，她非常生气，顺手从洗衣机上拿起砸煤用的榔头，李玉英见状往后退，退到屋门口时，她朝李玉英头上砸了三下，李玉英倒在地上，她又在李的头上砸了不知多少下，后见李还动着，就用双手捏李的脖子，直到李不动。李玉英死后她很害怕，就把尸体装进一个大蛇皮袋子里放进板柜，用脱下的李玉英的衣服把房里的血擦了。她又怕尸体流血、发臭，便用割果树的刀将尸体割成块，撒上盐，装进塑料袋后放进板柜里，后清洗了工具和房间。
以上证据，经公开开庭举证、质证，来源合法、有效，内容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开庭案件写法】
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赵巧宁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意见。经查，上诉人赵巧宁身上并无被殴之伤，除其供述外，再无证据证明其受到李玉英的不法侵害；赵巧宁亦供述被害人李玉英先持棍殴打她，但年近七旬的被害人见其拿起铁榔头后即向门后退，在此情形下，赵巧宁仍然持铁榔头猛击被害人，致被害人颅骨骨折，又掐被害人颈部，该行为不具备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故赵巧宁关于其系正当防卫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辩护人关于赵巧宁系防卫过当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赵巧宁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意见。经查，上诉人赵巧宁因家庭琐事与被害人发生矛盾后，不顾被害人年老体衰，而持铁榔头砸被害人头部，之后恐其不死，又掐被害人颈部。此节事实，有尸体检验报告关于被害人李玉英颅骨骨折、极重度颅脑损伤，颈前喉结节左侧有1.5×1cm、0.5×0.5cm皮肤褐色改变区的记载证明，且与赵巧宁的供述相互印证。赵巧宁的行为显系故意杀人。故赵巧宁所称没有掐被害人颈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辩护人关于认定故意杀人罪证据不充分的意见不予采纳。对检察员关于赵巧宁的行为系故意杀人犯罪的意见予以采纳。
（三）关于本案证人证言是否予以采信的意见。经查，本案证人虽未出庭作证，但各个证言已经法庭宣读质证，控辩双方均无异议，各证言之间、证言与上诉人赵巧宁的供述之间均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故对辩护人的此节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对检察员的相关出庭意见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赵巧宁与婆婆关系不睦，即持械杀死婆婆李玉英，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赵巧宁杀人后又肢解尸体藏匿，犯罪手段极为残忍，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不能因对诉辩意见已作评判而此处不再涉及，因系理由段，应简单表明态度：对赵巧宁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均不能成立。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应予支持。??审判参考第43集第238页】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的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巧宁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死刑复核权收回后，该授权段则没有了，表述为：本裁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生效。??文书样式第58页】

新农村建设中农业补贴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以利益机制为视角

李长健 黄岳文 李昭畅

作者简介：李长健（1965—），男，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法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法理学、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方面问题研究。

（本文发表于《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3期）

摘 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国最重要的根基产业。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要逐步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补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农业补贴的本质是利益的补贴，其补贴的内容、形式和目的无不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可以从利益的视角对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进行剖析，揭示其存在的本源性问题，并建构良性的利益机制。

关键词：农业补贴；利益；利益机制；利益集团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关系到人民的温饱、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乃至国家的独立安全的根基产业。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经受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二重影响，其生产效果和经济效益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和难预测性。农业的这些自身特点，决定了农业在现实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发展必须依赖于外力的扶持和保护。
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业的支持与保护是题中之义，而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扶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其目的是保证本国粮食安全、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农民收益。农业补贴是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的最直接的手段，因为从本质上说，农业补贴是利益的一种让渡和转化，其补贴的内容、形式和目的无不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本文试图从利益机制的视角对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进行分析，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农业补贴改革的思路与建议。
一、制度属性——农业补贴的利益本质
利益是人们为满足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对一定对象的客观需求。[1]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把人与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2]从政治学上看，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一定社会内容和特殊性的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3]庞德在论述法的作用和任务时将其界定为“它是人类个别的或在集团社会中谋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望或要求。”[4] 克格尔则认为，利益不仅是“欲望念头”，而是并且主要是隐藏在法律规范背后的 、部分并行、部分对立的、相互增强或抑制的抽象的社会力量，即创制法律的矢量（Vektoren der Rechtsbildung）。[5]
利益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人劳动的最根本的动因就是获取利益。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争取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活动的根本目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利益。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生产的利益实现具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农业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根基产业，其负有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使命；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其生产活动的最根本动因和目的就是获取经济利益。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个体，同样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而农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的弱质性，自然风险和市场竞争双重制约使得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低下，难以实现其生产主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冲突和矛盾，而农业补贴作为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项政策工具和法律制度，说到底都是对这种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的产物，其内在地体现着各主体之间一定的利益关系，体现着利益的属性。此外，农业补贴的内容、形式和最终目的也都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从补贴的内容上看，农业补贴主要包括“黄箱”补贴和“绿箱”补贴，“黄箱”补贴主要有国家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固定直接补贴、休耕补贴和反周期补贴等。这些补贴无疑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着国家、农民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绿箱”补贴主要包括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粮食援助补贴；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保险计划；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农业资源储备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农业环境保护补贴和地区援助补贴等。[6]这些补贴主要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物质产业——农业进行扶持，保证国家、农民长远利益的实现，它们体现的是新农村建设各参与主体之间一种长期的利益关系。从补贴的形式上看，农业补贴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直接补贴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如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对农民进行的直接经济补贴。间接补贴主要是通过在流通领域中对农产品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支持，以“隐蔽”的方式对农民进行的一种资金补贴。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都使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主体——农民事实上获得了利益，实现了农民的增收。从补贴的目的上看，任何国家的农业补贴都是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农业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保证本国粮食的安全，保障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从而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由此可见，农业补贴作为一项支持保护农业的法律制度，其制度的本质特征、补贴的内容、形式和目的均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这就为我们从利益机制的角度分析农业补贴制度提供了条件和依据。
二、制度反思——我国农业补贴利益机制的运行现状
利益是相对于一定的利益主体而言的，利益机制是对利益带有原动性的有机系统。没有好的利益机制，利益是无法真正实现和保护的。[7]新农村建设是对现有利益以及未来增量利益的格局重构，在建设过程中，农业补贴将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中介（人的活动）等三部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的利益机制，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中利益分配的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从利益机制的角度对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进行透视，剖析其存在的问题，是一条科学的思路。笔者认为，影响农业补贴的利益机制主要有：利益的产生机制、利益的分配机制、利益的代表机制和利益的保障机制。
（一）利益产生机制
利益的产生问题是利益机制的核心问题。农业补贴中的利益产生机制是指利用相关制度依法促使可持续农业利益补贴的产生，源源不断地为扶持农业生产和实现农民的增收提供增量利益补贴。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指农业补贴的来源和生成问题。而农业补贴是一种典型的准公共产品，自身效益低社会效益高。对于这样的准公共产品，国家应该成为主要的供给主体。因而，农业补贴的产生问题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策价值取向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也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农业补贴的主体，如扶贫慈善机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它们对农业补贴的产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农业补贴制度缺乏引导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农业补贴的机制，补贴几乎由国家财政一力承担，资金来源单一，而且补贴的力度明显不足。总的来看，我国对农业的补贴支出总量较低，绝大多数年份农业支出并未超过财政支出增长比例，财政的实际补贴比率只在2%—3%，递增速度缓慢。具体来看，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的数据统计，我国对属于“绿箱”政策补贴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很低，属于“黄箱”政策补贴范围的农业补贴支出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23%[8]，离WTO要求中国的8.5%国内支持微量允许标准仍有一定的差距。而美国在2002年《农场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中，计划在2002 年至2011年这10年间向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欧盟和日本也都通过国内立法对农业实施高额补贴。相比之下，我国在农业补贴政策上的态度仍有待转变，财政支持的力度亟需进一步的加大，应积极采取措施拓宽补贴资金的来源渠道，充分利用“黄箱”补贴的空间，用好“绿箱”政策，以保证农业补贴源源不断地快速产生。
（二）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是与利益产生机制密切联系的。农业补贴利益分配机制的中心是依法合理地对补贴的利益在农民与农民之间、农业组织与农业组织之间以及农民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有限的农业补贴在各主体之间分配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着补贴的实际效果及其作用的发挥。从农业补贴的目的性价值看来，补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这个目的出发，补贴的利益应该多用在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上。而我国目前农业补贴的结构不科学，导致了补贴利益分配不合理。分析整个农业补贴额的构成，可以看到，我国大量财政补贴用于弥合购销差价、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贴息贷款等流通领域方面，对于农民的脱钩直接补贴、农业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补贴很少，而这些方面却正是改造传统农业，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关键所在。发达国家长期实践也表明，流通领域支持措施（如价格支持等）的补贴效率一直较低，在保障农民收入方面，国家拿出了很多钱，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能够流到农民手中，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被其它市场主体所侵蚀。据经合组织测算，发达国家的价格政策的补贴效率仅仅为25％，即国家补贴1元钱，农民得到的只有0.25元。[9]但这并不意味着流通领域的补贴措施不重要，国家对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支持等措施对农业的稳定发展仍然是必需的，但投入的比例可以适当减少。补贴利益的分配应向直接补贴措施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适度倾斜，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恰当的地方，以提高补贴的效率。
（三）利益代表机制
在利益关系日益明显化的当代社会，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10]在处理和协调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制度保障的利益代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建立并完善农民在农业补贴中的利益代表机制，就是要通过制度安排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能代表农民利益，反映农民意愿的合作组织或利益集团。在西方，利益集团又称利益团体、压力团体、院外活动集团等。Jeffery Berry 认为，利益集团是由抱有某些共同目标并且努力去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人组成的团体。[11]David Truman也指出，利益集团是一种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如果它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12] 当今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农业补贴的过程中，农民的权益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得不到保护，农民利益之所以存在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缺失。没有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业利益集团，单个分散的农民在其他市场主体面前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利益冲突中往往陷于不利的境地。一些国有粮食部门、企业与广大分散的小农户在争取财政补贴的博弈中处于上风的原因，就是这些部门、企业相对于广大分散的小农户而言，是一个组织性较强、利益比较一致的集团。相反，农民则是一个人数众多、组织性弱、利益不太一致、比较松散的群体，缺乏自己的利益集团来改变对己不利的补贴政策，在政策博弈上处于劣势的地位。此外，利益代表主体的缺失还影响着农业补贴的成本和效率。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利益代表主体的缺失使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桥梁，信息传导不充分，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昂，从而降低了补贴资金的运行效率。可见，通过立法赋予农业行业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等农民利益代表主体（利益集团）一定的法律地位，充分发挥它们在农业补贴中的积极作用，对补贴过程中农民权益的维护和补贴效率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利益保障机制
法是调整利益关系的，法更是保障和实现利益的重要手段。法以规范的形式将各利益主体的各种社会利益联系起来，通过调整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而实现对利益的规制，从而保护各利益主体自身合法利益的实现，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利益保障机制。[13]农业补贴中利益保障机制的中心是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农民利益的实现，主要包括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威胁和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当前我国对农业补贴的立法相对滞后，目前为止尚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补贴法》，对补贴过程中农民合法利益的界定比较模糊，以至于当农民的某些利益受到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时往往得不到法律很好的保障。当务之急应加快对农业补贴的专门立法，完善好各项配套法律制度，以保障补贴过程中的农民权益不受侵犯。对于防范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农业保险是一项很好的制度安排。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的三大支柱之一。农业作为一个弱质性、低效益、高风险的产业，尤其在加入WTO以后以及我国农业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条件下，农业生产面临着更多的自然和非自然性的风险，农民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农业保险在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规避农业风险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4]农业保险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自身效益低、社会效益高，因此需要国家的财政予以支持。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国家对农业保险扶持的制度载体，是农业补贴的重要内容，对保障农业的安全生产和农民的利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而在我国当前的农业补贴制度中，农业保险的补贴制度仍然缺失，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农业的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的规避。为此，尽快建立起农业保险的补贴制度，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快速健康发展，是我国农业补贴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制度重构——我国农业补贴的改革进路
为了适应国际社会的新环境，提高本国农业生产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的收入，现阶段，我国应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契机，探索适应新时代的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现行农业补贴制度，充分发挥其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保护农民权益的功能。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重构。
（一）利益拓源：加大补贴力度，拓宽资源渠道
我国的农业补贴对于扶持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相对于弱势的农业产业来说仍远远不足，因此需要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农业补贴资金的绝对量，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这里要克服“少数人补贴多数人”的错误观点。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我国城市化率较低，城市人口少于农村人口，由少数城市人来补贴多数农村人十分吃力，因此，财政转移的力度要严格限制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以保证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权益。然而，一个国家能否对农业实现补贴以及补贴的力度大小，主要取决于非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国民财富贡献和财政收入贡献能力是否明显超过了农业，需要补贴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或土地等生产资料有多少，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城乡人口比例来衡量。目前我国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极不平衡，农业的发展明显滞后，非农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赶超农业。据有关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农业占GDP份额已下降到15%以下，税收几百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10%。[15]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裂痕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农业的发展需要国家大力扶持，而不是限制财政补贴的力度。此外，针对我国农业补贴资金来源单一的状况，目前应采取措施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可以通过立法逐渐引导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到农业补贴的中来，给予它们相关政策上的优惠，充分发挥它们在补贴中的积极作用。还可以将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支持结合起来，积极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为广大农户提供信贷支持。
（二）结构调整：改进补贴方式，提高补贴效率
我国目前针对农业的补贴多在流通领域进行，有限的资金没有得到高效的配置，补贴利益往往被中间环节的其他市场主体所侵蚀，补贴效率低下。必须要对补贴方式进行改进，变“暗补”为“明补”。应将流通领域的部分补贴转移到直接生产领域，或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将以“暗补”为主的补贴方式逐渐转化为以“明补”为主的补贴格局，让农业生产者直接受益获利，使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更直接更具体，更能发挥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政策功效，提高补贴的政策效率。此外，要明确农业补贴不应是一种“应急措施”，对农业的支持和投入作远景规划是确保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财政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有效的促进农业发展和保障农民收益。应在明确农业补贴的目标的基础上调整农业补贴的结构，增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说来应该按照WTO规则，减少或逐步取消“黄色补贴”，选择以“绿色补贴”为主的补贴措施。应重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补贴，加强以水利建设，农村道路建设等为核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重视农业科技补贴，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加强对农民的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通过科技活动，提高我国农产品科技含量，推动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实力。另外，在补贴资金有限的条件下，还可以缩小补贴的范围，减少中间环节，有侧重点地对农业进行补贴和扶持，集中发挥财政补贴的政策效益。
（三）组织促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创建利益代表机制
在我国，农民人口多而分散，组织化程度低，缺乏共同利益的驱动，以至农民利益常常存在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创建农民的利益代表主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保护农民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在农业补贴过程中创建农民的利益代表主体，搭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中间桥梁，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改变广大农民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中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降低补贴制度运行的成本，提高补贴的效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民行业组织在农业补贴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成功实践表明，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的参与。我国目前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代表主体，一些政策制定着对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尚存顾虑，认为9亿多农民一旦形成利益集团是件可怕的事情，将会对国家的稳定构成威胁。其实，这是不相信农民的表现，这种观点片面地夸大了农民组织化的制度风险而忽视了它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对农民组织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以发掘和认识其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和优点。在农业补贴中，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法律上保证农业行业组织开展活动，在立法上赋予了农业行业组织一定的法律地位，明确了行业组织的性质、业务范围，给予农业行业组织必要的经营、民事主体资格，并应在补贴制度中将行业组织作为农业补贴的受益主体，充分发挥其在农业补贴中的积极作用。
（四）风险防范：完善保险补贴，强化利益保障
农业保险作为绿色补贴允许行使的承载措施，已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非价格农业保护政策工具之一。将农业补贴的部分资金用于农业保险补贴，从长远目标和可持续的发展眼光看，更加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权益的保障。因此，构建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当前我国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农业保险补贴制度的架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补贴体系。在中央单独设立一个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机构，主管农业保险的补贴工作及其与之相关的工作。对于由地方政府自己建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中央和省两级共同提供经营管理费和保险费补贴；（2）区域性补贴和差别性补贴齐头并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应采取不同的补贴策略，主要是针对区域选择有梯度的保险保障水平；（3）直补农民与补贴企业双向投入。在农业保险的补贴中，可以直接向农民提供补贴保费，对企业的补贴主要体现在管理补贴，对管理保险业务的支出费用予以补贴。[16]（4）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农业补贴过程中规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保障农民利益的重要手段，对完善补贴的利益保障机制起到巨大的作用。此外，在补贴中为了防范农民的权益受到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可以通过加强对农业补贴立法，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补贴法》，进一步明确补贴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侵害行为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为农民的利益提供法律的保障。

结 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利用好农业补贴制度所蕴含的利益机制，在最大的限度内对我国的农业进行支持与保护，进而实现农民增收，在利益分配层面达到最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相信在良性的利益机制作用下，农业补贴制度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作用。

The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system i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interests mechanism
Li Chang-jian Huang yue-wen Lizhao-chang
(Legal department of Hua 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70)
Abstract: Agriculture is a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uild up the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progressively in our country, keep the rational level of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set up the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system progressively. The weak quality of agriculture has determined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agricultural subsidy. The essence of the agriculture subsidy is the subsidies of interests, its content, form and purpose to replenish embody obvious interests attribute invariably. We can analyze th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of our country from the visual angle of the interests, and construct the benign interests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