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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研究
　　　　　　　　　　　　　　　　　　　－－论法官独立审判权

　　作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康常荣

　　内容提要:人民法院审判组织包括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而上述审判组织的组成人员都隶属于行使审判管理权的立案庭、审判庭、执行庭以及设立这些机构的法院本身。根据我国法院的制度现状，裁判文书的生成在经过合议庭评议后，还要经过庭长审核、院长审核，有的还要经过复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多次轮回之后，才实现凤凰涅盘。在此过程中，过度强调法院这一司法机构本身的司法独立性，忽视和削弱了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这一审判组织的独立性。然而纵使如此，案件仍难免上诉、发回、改判和再审。民事和行政诉讼活动缺乏检察院的有效监督。如何恰当配置审判权，如何合理确定各主体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有效发挥检察院的监督作用，建立符合审判客观规律、现实条件和时代要求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是我国法院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任务。
关键词: 审判主体；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一、审判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审判主体的多样性和层级性
审判主体直接关系裁判文书的生成，是审判权运行的核心。我国法院审判组织包括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而上述审判组织的组成人员都隶属于行使审判管理权的立案庭、审判庭、执行庭以及设立这些机构的法院本身。根据我国法院的制度现状，裁判文书的生成在经过合议庭评议后，还要经过庭长审核、院长审核，有的还要经过复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多次轮回之后，才实现凤凰涅盘。在此过程中，过度强调法院整体的司法独立性，忽视和削弱了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这一审判组织的独立性。审判组织与审判机构未能形成有效运行和制约监督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隐形审判主体的存在
关于裁判文书的生成方式，国外法院比较一致的做法是，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所形成的裁判意见，不受其他主体的评价。而我国裁判文书生成方式决定了我国审判权力运行与其他国家存在重大差异。根据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及相关规定，除了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外，审判委员会做为决定裁判结果的最高机构，也属于法律规定的审判主体。另外，由于院长、庭长有权力签发裁判文书，有权发表建议、要求复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对案件的实体裁判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审判活动的隐性主体或称为幕后主体，形成了“审的人不判、判的人不审”的现象。
2.按照公务员序列管理法官队伍的不良影响
我国的法官队伍被纳入公务员序列，实行公务员管理体制，法官具有法律职务和行政职务的双重身份，且行政职务的大小对法官政治前途和生活待遇的影响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法院内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院长之间构成类似于行政科层的金字塔设置，各层级具有明确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的效应常常体现在案件的实体裁判过程之中。同一案件在同一审级内往往需要经历多个主体和层级的复合评价，才能形成最终的裁判意见[1]。由于行政级别带来的官本位思想和行政强权，领导权威大于法律权威，加之我国法院审判权运行初期的行政决策式和行政审批式的残余影响，有的院长、庭长未必按照规矩出牌，造成了我国审判运行一定程度上的乱象。
3.法律和制度规定的不合理性
一些权力运行规则都无一例外地设置了弹性条款或“兜底条款”，如规定“合议庭认为需要提请审委会讨论决定的其它案件，或“本院审委会确定的应当由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这就使得已经形成合议庭多数意见甚至一致意见的裁判仍有可能被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些条款实际上瓦解了相关规则的限定意义，为各主体参与个案裁判留下自由空间。
正因为上述情况的存在，以人民法院名义所作出的裁判，在“说理部分”的表述，既可能是代表法院审理案件的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也可能是代表法院集体审判意志的审判委员会，还可能是代表个人意志的其他主体。这种审判权运行状态即损伤了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的审判主体地位，也容易为徇私舞弊者利用。
（二）审判权未得到有效的监督
审判权的健康运行必须依赖于法院内部和外部的监督，法院内部的监督为内设审判监督庭，外部的监督包括党派监督、人大监督、检察监督、媒体舆论监督、公民个人监督等等。相比之下，法院内设监督机构的监督和检察监督无疑是专职也是最专业的监督方式。本文说谓审判权未得到有效的监督，主要指法院内部设立的审判监督庭作用发挥不足，和检察院对民事、行政案件的监督实践不够两个方面。
1.法院内部设立的审判监督庭作用发挥不足
有的基层法院由于法官资源短缺和编制不足而无法设立审判监督庭，有的法院虽然设立审判监督庭但与审判管理办公室“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或兼领减刑假释业务而无瑕兼顾；有的由于资历不足查找不出案件实体处理上的错误，只局限于案件的程序问题和裁判文书上的文字错误、以及案卷装订上的不当之处；有的虽资历有余但怕得罪人而不愿意指出错误，亦或者只根据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审查案件。鉴于本级法院内部法律监督的弊端，有必要借助外部的法律监督。
2.检察院对民事、行政案件的监督实践不够
虽然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和行政案件的诉讼活动实施监督，但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不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庭，也没有向检察院抄送裁判文书的硬性规定。检察监督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长期以来，检察院对这两类案件的诉讼活动启动抗诉程序只依靠当事人的申请。如果没有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检察院根本无法获知某一民事或行政案件的裁判是否存在问题。这是导致全国由检察院抗诉的民事和行政案件数量极其有限的原因。
二、对法官独享裁判权正反面理论基础的剖析
对审判权运行存在问题，是利弊取舍的问题。思想认识上的不统一是出现上述问题的内在原因。是由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排他地独立享有审判权，还是继续奉行案件审批制、保持院长及审委会对裁判的最终决定权，还是以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独享审判权为原则、以审判委员会决定个别案件为补充？是主动邀请检察监督，还是被动接受？
（一）否认法官独享裁判权的理由
1.从我国宪法、法官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司法审判是以法院而非法官为主体或本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有学者认为明确谁是审判主体是判断司法独立的前提。如果审判主体是法院，裁判行为是由法院机构整体完成的，那么对司法独立的评价就在于法院的审判权是否独立而不在于法官是否独立。
2.认为多审判主体是集中了人的智慧
院、庭长是较为优秀的法官，多审判主体有利于集中更广泛的智慧，更加审慎地解决法院所面临的复杂疑难问题,且院长、庭长干预的案件和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实际上不多见，并不影响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作为审判主要力量这一格局。
3.现实需求和领导责任的唆使
在当前法官队伍特别是中西部法官队伍素质良莠不齐的现实情况下，由院长、庭长对裁判文书进行把关有一定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院长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监督，也导致院长介入到具体审判过程，把控重大、疑难案件的裁判。
（二）肯定法官独享裁判权的理由
1.西方法治国家的普遍性实践
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在法院内部排他地独立享有裁判权是西方法治国家的普遍性实践。这一实践对于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要求有借鉴意见。
2.法无明文规定
我国诉讼法中关于“审判组织”的规定中，只有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没有审判委员会，只规定了合议庭评议案件的规则，并没有将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最终裁决权写入诉讼法。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对审判委员会的职责有明确的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请注意这里的用词是“讨论”而不是“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规定的法官义务当中，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没有必须服从审判委员会对案件处理的规定。
3.行政化决策的弊端和对法官主观能动性的挫伤
法院内部金字塔式的权力设置模式、官本位的思想使得院长、庭长容易基于领导地位强调领导权威，容易强化行政化决策方式，即“我是你的上级，你必须听我的”，忽略了用理论说服。如果法官不接受院长、庭长的意见，就可能被边缘化。院长、庭长和审委会主动介入案件的裁判，否定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挫伤了法官积极性，甚至成为个别法官逃避审判职责的方法。有的法官逐渐产生了依赖心理，在对案件处理束手无策时，亦或担心被上级法院改判的可能性较大时，不考虑分析案情、深入研究，而是将案件的决策权直接交给院长、庭长和审委会。
4.制度设计缺陷
现行的裁判文书审核制度设计不符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法官的审判权是平等的，没有上下级之分。基于法院上、下级之间及其内部之间在审判业务上的指导性质而非领导性质，法院审理案件中的民主集中制，应当仅限于少数服从多数，不存在下级服从上级。院长、庭长的意见属于个人意见，相对于合议庭形成的多数意见（有些还可能是一致意见）而言，更应当尊重多数意见。如果院长、庭长可以否定合议庭民主产生的意见，就成了下级服从上级，本身即不符合法院独特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2002年最高法《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17条不仅规定院长、庭长对合议庭的评议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建议复议，而且规定复议后仍有异议的，庭长可以将案件提请院长审核，院长可以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一规定实际上照搬了行政审批模式。
5.院长和庭长的观点未必正确，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观点未必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每个法官对事物的认识不尽相同，在案件处理上有时候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院长、庭长的意见，甚至是审判委员会的集体意见也不一定正确。甚至我们说，一审的裁决被二审改判，也并不意味着一审的裁判错误和二审的裁判正确，只是法律赋予二审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的权力。审判委员会决定的案件被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审终审的裁判经申诉成功后被上级法院指令再审的都不乏其数。安徽省高院再审董家玲诉某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起案件在再审过程中，对某一法规的理解成为本案焦点。案子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形成多数意见，但仍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2008）皖民申字第440号”请示。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9）民立他字第42号”批复却是同意安徽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少数人意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法律赋予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和申诉权，法院内设审判监督庭对案件审判质量实施专门监督，检察院也有对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权。案件裁判结果是否有瑕疵，是否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只有经过实践即宣判以后才知道。如果有错误，自然可以通过二审的程序予以纠正。
6.对两种错误认识的批判
承认当前法官队伍特别是中西部法官队伍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承认由院长、庭长对裁判文书进行把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可以喧宾夺主、越俎代庖，取代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的意见。院长、庭长没有否定法官裁决意见的情形只不过是合议评的意见符合院长、庭长的意见，而不是赋予或尊重法官的独立裁判权。
三、对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建议
（一）建立独立于公务员序列的法官队伍
尽快将法官从公务员队伍中分离出来，以法官等级作为法官级别高低的唯一标准。承认和崇尚法官的法律权威，降低和褪化法官的领导权威意识。法官享有“高人一等”的政治地位。改变法官任职条件高于行政人员而职务或等级晋升、政治、生活待遇等同于行政人员的现实状况。提高法官的政治待遇，避免因法官政治待遇低于行政管理人员而遭遇干扰。
（二）重塑审判职权的配置
重塑审判职权的配置就是重新确定各主体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当承认院长、庭长在裁判过程有享有一定话语权；另一方面，又必须对院长、庭长、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参与行为作出明确的限定，弱化院长、庭长、以及审判委员会的裁判主体地位，突出法官的裁判主体地位。从范围和方式对院长、庭长参与裁判加以限定。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防止院长、庭长对审判员在审判业务上的指导地位向领导地位转变，避免把“审核”衍变为“审批”，“要求复议”衍变为“强制性变更”。
破坏电信网间互联刑事法律责任解析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

王春晖


引言：
中国电信业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产业重组后，一个多元化竞争的电信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应该认识到，电信市场的竞争是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为了追求和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角逐过程。由于电信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引起了电信技术的创新和组织的变革，通信质量和服务水平有了普遍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然而，当我们对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感到欣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国的电信市场存在着违背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和违反社会公认的商业道德的恶性竞争。笔者认为，电信市场的恶性竞争，突出的表现在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违法行为上。纵观近几年发生的互联互通中的恶性事件，有些事件已经不是行政法律或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了，例如有些地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以拦截过网呼叫、擅自封闭局向等手段人为地中断电信网间通信，有些地区的电信经营者竟然用刀或锯，截断对方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光）缆。这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电信市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据统计，1998年至2004年，仅上报到信息产业部的互联互通恶性案件已达540多起，至少影响到了1亿人次的用户使用，造成10亿元的直接损失和20亿元的间接损失。 事实上，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电信业的健康发展，不仅损害了其他电信经营者的利益，也损害了电信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破坏了良性发展的电信市场竞争秩序，已经危及到了社会公共的安全。为此，200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监察部、中组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下称“国办文件”）。国办文件强调，解决电信市场秩序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从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有人把国办文件比喻为“高压电”。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就是在国办文件出台后，依然有人敢冒天下大不韪，去碰“高压电”。例如2004年3月20日发生在山西朔州的用挖掘机对朔州电信分公司的杆路和光缆进行破坏的严重事件。 原因究竟何在？笔者认为，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有关阻碍和破坏互联互通的行为，只是采用行政手段加以救济和惩罚。惩罚也只设置了行为罚和财产罚，没有设置人身罚。而且，我国的《电信条例》对违反互联互通所设置的财产罚只有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太轻，违法者付出的成本太低；行为罚中的“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即：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责令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停止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处罚，实质上是一种虚设，实践中不可能实施。为此，笔者在2003年3月就建议在《电信法》立法中应增加对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财产罚的数额；在行为罚方面应以限制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的业务或停止其新业务经营的处罚为主；特别提出了法律在人身罚方面必须有所作为。 只有设立对破坏网间互联行为人的人身罚，才有真正的震慑作用。
为了切实惩罚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违法犯罪行为，信息产业部于2003年4月致函最高人民法院，建议对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进行司法解释。该函引起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法工委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调研，并征求相关部门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于2004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2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并于2004年12月30正式公布，2005年1月11日起实施。笔者认为，《解释》是真正的高压电，对打击破坏网间互联的犯罪行为具有巨大的震慑作用。下面就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作如下解析。
一、关于司法解释的效力
司法解释属法律解释的一种 ，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作的解释。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审判解释；第二类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检察工作中的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检察解释；第三类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具体应用法律的共性问题所作的联合解释。本文涉及的《解释》属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解释的重要内容，它在法学实践和法学理论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应该指出，司法解释是在法律存在漏洞和法律规定的比较原则和笼统的情况下，对法律的补充，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法律漏洞的产生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立法者对所涉案型未予考虑或考虑得不够周详；二是社会现象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现行环境及其价值判断不断的发生变化，特别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使原有法律规定对现实不相适应；三是立法者对于认识不成熟的问题不做规定，而有意让最高司法机关来逐步完成。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在我国，司法解释已成为保障法律正确适用的重要手段，是司法经验的高度结晶，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司法解释也成为了我国重要法律渊源，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解释》对刑法条文的扩充
根据《解释》第一条规定，采用截断通信线路、损毁通信设备或者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手段，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解释》采用列举加综合的方式，列举了五种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情形，其中一条为兜底条款。这五类情形为别是：（一）造成火警、匪警、医疗急救、交通事故报警、救灾、抢险、防汛等通信中断或者严重障碍，并因此贻误救助、救治、救灾、抢险等，致使人员死亡一人、重伤三人以上或者造成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二）造成二千以上不满一万用户通信中断一小时以上，或者一万以上用户通信中断不满一小时的；（三）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不满二小时或者直接影响范围不满五万（用户×小时）的；（四）造成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二小时以上不满十二小时的；（五）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
上述内容是《解释》是对《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扩充，属法律解释中的扩充解释。扩充解释是指当法律条文的字面过于狭窄，不足以表现立法意图、体现社会需要时，对法律条文所作的宽于其文字含义的解释。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两个罪，一个是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另一个才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其中“破坏公用电信设施”所使用的文字过于狭窄，根本不能表明刑法的真实意义，不能规制电信网间互联的具体行为，必须扩张其意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意义。另外，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中的“造成严重后果”，更是没有任何依据和标准。因此，对“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进行扩充性司法解释已成当务之急。
《解释》规定，对于采用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手段，阻碍或者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行为，适用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定罪处罚。对此，学术界和司法界存在着不同认识，普遍认为破坏电信设施是一种物理性破坏。笔者认为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物理性破坏。这里的电信设施应该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事实上，与网间互联有关的公用电信设施应该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硬体部分，如光端机、交换机、管道、杆路、光纤以及线缆引入口及槽道等；另一类是软体部分，如电子数据、应用程序，以及与互联有关的网络组织、信令方式、同步方式等。而电信设施中的交换机等设备本身包含技术数据、技术规范、应用程序等。在近几年所发生的互联互通的恶性案件中，除了砍电缆、锯铁塔等物理性破坏之外，更普遍的情况是在通信软件上做手脚或者恶意修改信令，对竞争对手经营的电信业务进行各种形式的限呼、拦截，造成了网间接通率偏低甚至完全中断。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采用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手段，虽然并没有对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本身造成物理性损坏，但是，对于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的功能性却造成了实际的损坏，客观上导致了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无法正常运行和工作，其直接危害结果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当认定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破坏公用电信设施”。 如果行为人构成《解释》第一条中规定的五种情形的任何一种，均应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没有任意扩大刑法条文的范围，而是更好地实现了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法律条文未能包含的立法意图，是在刑法的立法意图、刑法的目的和刑法的基本原则基础上作出的扩充解释。
三、关于“造成严重后果”的量刑与认定标准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是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刑法》有关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有“严重后果”的情形，将在法定刑以上进行量刑，即：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国《刑法》分则通常使用“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实践中，这类法定刑升格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突出地表现在放弃了对具体情节的描述，而以“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进行概括，使得刑法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
实际上，所谓严重后果，不限于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应结合破坏电信设施罪的特点，综合案件情节，如破坏的电信设施的性质、严重程度，通信中断的性质、时间长短、影响面以及直接造成的危害结果等，全面考虑确定。但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一定要有量化的标准，否则就失去了法律规则的严肃性。为此，《解释》第二条对《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严重后果”作了列举式加综合式的描述性规定，较好地解决了法定刑升格量刑的具体标准问题，使《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适用有了较大的安定性，解决了刑法适用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限制了法官在审判破坏电信设施罪时的自由裁量权。《解释》列举了五类“严重后果”的情形，其中第五类为兜底条款。这五类“严重后果”的情形分别是：（一）造成火警、匪警、医疗急救、交通事故报警、救灾、抢险、防汛等通信中断或者严重障碍，并因此贻误救助、救治、救灾、抢险等，致使人员死亡二人以上、重伤六人以上或者造成财产损失六十万元以上的；（二）造成一万以上用户通信中断一小时以上的；（三）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二小时以上或者直接影响范围五万（用户×小时）以上的；（四）造成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十二小时以上的；（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实际上，上述关于破坏网间互联法定刑升格条件的认定标准，主要是源于国家电信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规范或标准。例如，信息产业部颁布的《公用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了公用电信网间技术故障按照严重程度分为障碍、严重障碍、事故和重大事故。其中重大事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情况：（一）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历时超过一小时（用户数无法统计时）； （二）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直接影响范围十万（用户×小时）以上；（三）发生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十二小时以上（用户数无法统计时）；（四）发生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直接影响范围十万（用户×小时）以上。
《解释》第五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犯罪时，对有关公用电信设施的范围、用户数、通信中断和严重障碍的标准和时间长度等事实的认定，将依据国家电信行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因此，电信业务经营者只要严格遵守电信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网间互联的规范或标准，就能远离犯罪。
四、关于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构成要件
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下称“本罪”），是指故意破坏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是一种以公用电信设施为特定破坏对象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下面对本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进行解析：
1、本罪的客观要件
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通信方面的公共安全。犯罪对象是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通信设施，包括公用电信交换设施、通信线路如架空线路、埋设线路、无线通信网、移动通信基站，以及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等。应该明确指出，本罪的犯罪对象是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通信设施，且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解释》第三条规定： 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尚未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故意毁坏尚未投入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造成财物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笔者对《解释》第三条的部分内容有不同看法，首先，故意毁坏尚未投入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不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以及盗窃公用电信设施价值数额不大，但是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仍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这些规定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因为，只有对正在使用中的电信设施进行破坏，才可能给公共安全带来危害。其次，《解释》第三条规定：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尚未危害公共安全，造成财物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对此，笔者认为有悖刑法的立法精神。道理很简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属于一种危险犯，根据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并不要求发生实际的危害后果。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无论造成实际损害结果或虽未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但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均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因此，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必须以造成严重后果为犯罪成立的必要要件以外，故意的行为即使尚未构成严重后果，但只要造成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就构成犯罪。 当然，如行为人破坏的虽属电信设施，但仅属于一般性的服务设施，如宾馆、单位内部的电信设施，城镇中的公用电话亭以及一般的居民家庭电话等等，都不属于本罪对象。对之进行破坏的，构成犯罪的，应以他罪如故意毁坏财物罪等论处。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破坏方法多种多样，如拆卸或毁坏公用电信设施重要部件，砸毁电信设备，偷割、截断电（光）缆，毁坏杆路、管道（孔），故意违反电信服务规范使通信无法正常进行，或者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
构成本罪，只须在客观上实施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的行为，并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均可成立。这里危害公共安全，一般是指通信设施因遭受破坏失去原有功能，以致造成公共电信不能正常进行。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的单位和个人无法正常进话音或数据通信活动的，或由此可能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均应构成本罪。
3、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既有一般主体，又有特殊主体。也就是说，可以是普通公民，也可以是专门从事电信通信业务的人员。凡已满16周岁，具有辩认控制能力的人，均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犯罪主体应当是指自然人，不包括单位。
实践中，一些故意破坏电信网间互联行为的恶性案件，主要是由电信运营商的主要领导或主管人员基于恶性竞争目的而组织、策划或指使有关人员实施的。为此，《解释》第四条规定， 指使、组织、教唆他人实施本解释规定的故意犯罪行为的，按照共犯定罪处罚。因此，有些领导或主管虽没有直接参加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行为，但由于组织、领导或教唆他人实行了犯罪，仍将以共同犯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将作为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定罪量刑，按照其所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4、主观要件
《解释》中规定的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明知其破坏电信设施的行为必然或可能发生危害公共通信的安全，并且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公共通信的安全，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实施本罪的动机可以是多种多样，但破坏网间互联的动机基本上是出于不正当竞争。当然，动机如何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结束语：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是通信司法经验的高度结晶，具有法律效力，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必须给与高度重视和尊重，认真学习与领会，并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笔者衷心希望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教育自己的员工：遵守规则、依法经营、远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