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加强全国环保系统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环发〔2007〕6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总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派出机构：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加强全国环保系统政务公开工作，加快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行政务公开的重要意义

（一）推行政务公开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的有效途径；是惩治和预防腐败，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

（二）推行政务公开是环保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促进环保部门认真履行职责，严格依法行政，增强环保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把改善环境的迫切愿望转化为参与环境管理的自觉行动；有利于促进企业遵纪守法，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动环境保护。

（三）在总局和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下，全国环保系统通过政务公开试点，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建立制度、完善措施，不断深化政务公开工作。但是，当前各地政务公开工作发展不平衡，公开的内容、形式、程序等尚不够规范，影响了政务公开的工作成效。因此，各级环保部门必须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改革创新，夯实基础，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开展。

二、明确政务公开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基本原则

（四）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按照职责清晰、内容明确、重点突出、形式多样、程序规范、监督有效的总体要求，改进环境管理与服务方式，加快全国环保系统政务公开体系建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五）工作目标。到2010年，各级环保部门应做到政务公开组织保障有力，运转顺畅；公开目录普遍建立，内容全面；公开重点突出，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利益；公开形式多样，先进手段充分应用；公开制度基本健全，操作规范；公开监督体系比较完善，考核奖惩制度普遍实施。依法行政水平明显提高，管理服务能力有效增强，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管理比较普遍。政务公开得到全面推进，成为环境管理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

（六）基本原则。坚持依法公开，严格执行政务公开制度；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公开的信息准确、及时、可靠；坚持便民利民，重点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社会监督，实现政务公开常态化、制度化。

三、确定政务公开内容

（七）公开事项的范围。各级环保部门要编制政务公开目录和政务公开指南，明确政务公开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并向社会发布。凡是应当公开的事项，都应列入政务公开目录。

（八）公开方式。政务公开可分为社会公开和内部公开。内部公开主要面向环保系统或本部门特定范围，社会公开主要面向公众。政务公开可采用网络、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公告栏、电子屏幕、触摸屏等设施，以及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闻通稿、举行听证会等方式。

（九）社会公开事项。按规范性文件、机构职能、行政许可、行政监管、公共服务、政务信息等类别划分，主要包括：环保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机构设置和工作职责；环保规划；环境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律依据、办理条件、程序、时限、费用、结果和审批意见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环境监察执法情况；信访投诉情况；环境质量状况；环境保护先进典型命名、试点示范创建审批信息；突发环境事件；环保工作动态；公务员录用情况；其他应当社会公开的事项。

（十）内部公开事项。按制度、业务、财务、人事、后勤等类别划分，主要包括：内部管理制度；单位年度工作目标及执行情况；有参考价值的部门工作信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单位财务收支情况；干部选拔、交流、考核奖惩情况；职工福利分配情况；其他应当内部公开的事项。

（十一）免予公开事项。按保密、权益等类别划分，主要包括：涉密信息；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损害公共利益或其他合法权益的事项；其他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免予公开的事项。

四、突出政务公开重点

（十二）基础信息。将公众关注、来源稳定、方便管理的内容作为基础信息，及时公布和定期更新。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机构职能、行政许可指南，以及环保公文、工作动态等信息。

（十三）环境质量状况。本地区环境质量状况，特别是水和空气质量信息，按照日报、周报、月报和预报等形式，通过政府网站和其他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定期公布环境质量年度和阶段报告。建立和完善环境质量信息系统，方便公众进行公益性数据查询和利用。

（十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认真履行“七项承诺”，通过网站、办事窗口等公开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的受理情况、审批结果以及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结果。公开的项目信息应当包括项目概况（名称、建设单位、地点、规模等）、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评价单位、审批文件、公众反馈方式等。

（十五）排污费征收情况。坚持排污收费信息对公众透明、受社会监督的原则。公开排污费征收项目、依据、标准和程序。定期公开排污费的征收情况，公开的内容包括单位名称、征收时段、应当缴纳数额、实际征收数额和减免缓情况等。

（十六）环境监察执法情况。坚持执行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告知制度，将执法人员身份、执法依据、当事人权利和义务、投诉方式等现场告知执法对象。公开环境执法行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违法事件通过媒体曝光，对群众在“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反映的问题及时查处和反馈，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十七）突发环境事件。依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将事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污染应对措施等，通过便于群众知悉的方式，如实向社会公开。公开的内容要准确，对事态发展的预测要科学、谨慎，有利于消除群众疑虑，有利于采取应对措施，有利于减少事件损失。

（十八）污染物排放情况。各地要向社会公布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分配及落实情况、排污许可证发放情况。要按规定公布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完成情况，公布超标或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名单。

五、创新政务公开形式

（十九）网络公开。加快政府网站建设，使网络公开逐步发展为政务公开的主要形式。以政务信息发布为基础，逐步开设网上审批、咨询投诉等在线办事和公众参与栏目，使社会公开主要通过政府网站；加强基础信息网络和系统建设，提高信息共享水平，使内部公开主要通过局域网和环保系统电子政务外网。

（二十）窗口公开。推进环境行政许可事项集中办理，逐步开设行政服务大厅或服务窗口，实现一个窗口办理、一次性告知、一条龙服务，做到规范透明、便捷高效，最大限度地方便企业和群众。

（二十一）互动公开。通过调查、会商、会审、听证、信访调解、专家咨询等互动形式，与群众、企业、专家学者沟通，广泛听取意见，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二十二）传媒公开。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传媒，全面公开政府环境信息。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新闻定期发布制度，及时发布公众关注的信息。

六、健全政务公开制度

（二十三）信息审查制度。各级环保部门要建立信息流转机制和信息公开审查机制，指定部门和人员负责政务公开的保密和政策等审查工作。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的事项，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二十四）主动公开制度。按照事项“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公开事项的责任部门和公开程序，责任部门应主动实施公开，政务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二十五）依申请公开制度。政务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按照依申请公开的规定，组织建立依申请公开的受理、审查、办理和答复工作机制。

（二十六）监督反馈制度。建立监督和检查机制，确保需要公众参与和公开征求意见的事项在公开后，意见反馈有渠道、有办理、有答复。

（二十七）评议考核制度。制定政务公开工作评议和考核办法，把政务公开纳入环保系统社会评议政风、行风的范围，作为单位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按规定发布政务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二十八）责任追究制度。明确政务公开工作各个环节的责任，对做出成绩的单位和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未按规定开展工作、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合法利益的进行批评，并依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

七、加强政务公开领导

（二十九）坚持综合推进。各级环保部门要将政务公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将政务公开与电子政务建设、勤政廉政建设和政府管理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综合推进。

（三十）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各级环保部门要健全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和办事机构，形成办公室主管、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各部门各负其责的政务公开工作机制。政务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主要负责政务公开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各职能部门是政务公开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主动做好政务公开工作。

（三十一）开展宣传教育。制定培训计划，定期开展政务公开岗位人员业务培训，组织地区之间政务公开工作学习和交流，推广政务公开先进经验。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推行政务公开的氛围，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政务公开实践活动。

（三十二）加强经费保障。将政务公开工作经费列入部门预算，满足日常工作需要。加强政务公开能力建设，为政务公开工作的创新开展和全面推进创造条件。

二○○七年五月十五日
“法律与文学”：主旨、方法与局限

胡水君

　　“法律与文学”被认为是近30年来出现于北美和英国的最令人兴奋的跨学科理论研究，也被认为是西方“后现代法律运动”的重要一支。其文学视角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为西方法学及其案例教学带来了挑战，增添了活力。

　　“法律与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怀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一书，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小说、散文、童话、新闻报道等）中的法律问题；法律、文学与解释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的交叉研究，这主要是将文学批评与解释学适用于法律领域；法律、文学与正义、伦理、惩诫、压迫等的关系，这侧重于对法律、文学的背景分析；法律对民间文学等作品的保护和管制等。因之，“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如下观点：法律与文学紧密联系，二者都涉及解释、叙事、阅读、书写、表达，都是语言、故事、人类经验的交汇之所，作为特定文化世界的话语共同体的语言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可以将文学带入到对法律和秩序的属性、正义与非正义、法律的人文背景等问题的研究，文学研究有助于法律伦理属性的研究，文学思想与实践为法律中的人文主题提供了洞见；运用文学手法，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人们一般习惯于将“法律与文学”分为两支：“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前者着重于对小说和戏剧中的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后者则运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来帮助阅读和解释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主要包括宪法、制定法、审判和行政规则、判决意见等），这有时也被人称为“法律中的文学”。

　　“文学中的法律”将文学名著看作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和修辞的媒介，其倡导者认为，文学名著有助于理解一般性的法律问题，如复仇、罪、罚等；莎士比亚、狄更斯、卡夫卡、加缪等人的法律小说也是律师和法官们良好的读本，它们有助于增强法律家的“法律文学感”。有人说，“在一名律师或者一名法律系学生阅读了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之后，他就不再会对在桌间穿梭的当事人完全冷漠或‘客观’了”。威斯伯格（R.H.Weisberg）也说，“关于法律的小说……特别是‘法律程序小说’，是通往人类理解的道路。”威斯伯格尤其善于通过加缪、卡夫卡、陀斯妥夫斯基等人的现代小说来分析法律，他的《语词的失败》（1984）是运用文学名著方法的范本，在他看来，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最好的伦理描述，也向我们提供了政府专制的重要教训。他还提出了“诗伦理学”（poethics）概念，他说，“文学是我们以一种伦理的方式了解法律的一种活生生的、可以接受的媒介”，借助文学来理解法律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法律的诗学方法和阅读的诗伦理学”，“诗伦理学，在其关注法律交流，关注那些被视为‘他者’的人群方面，试图重新激活法律的伦理要素。”魏斯特（R.West）也曾经利用卡夫卡的作品来批评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她借卡夫卡的《审判》指出，卡夫卡描绘了现代社会中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体的异化等伦理问题，这些是远远不能用纯粹科学分析来说明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者在这一点上无疑太过“乐观”，太过理性了。

　　“作为文学的法律”将法律视为同任何其他文学故事一样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故事，其倡导者主张运用更为广泛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法律文本、考察法律样式同法律修辞学的属性，这实质上是将文学理论和文学分析的技巧和方法适用于法律，因之，语言、文学批评手法以及解释方法的运用尤其受到了重视。诸如“讲故事”、修辞学、隐喻、寓言以及叙事等都被广泛运用到了法律领域。作为“讲故事”的书写与作为“科学”的书写针锋相对，通过讲述基于个人切身经验、虚构的故事乃至奇闻逸事，人们可以描述一种有可能获得读者认同（或者让其摸棱两可）的共同经历，让人们洞察为法律的权威性文本所忽略的一些方面，并在法律话语中穿插一些没有在法律的官方故事中被提到的人群的视角，从而揭示现代法学的普遍“思想形式”。此外，法律解释也被认为是文学解释的一个特定种类，解释方法以及法律文本的意义也得到了关注。目前，解释方法在宪法学界尤为流行，费什（S.Fish）、费斯（O.M.Fiss）、列文森（S.Levinson）等都是运用这一方法的代表。解释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如下问题：法律解释能否超出作者原意？基本的文学解释方法能否被用来发现法律研究的最好解释框架？为了发现法律文本的复杂性，是否需要目的开放的道德解释准则？有法律批评家在运用解释方法时对法律文本的官方解释提出了挑战，他们鼓励读者通过质疑法律文本的权威而发现新的意义和解释，例如，费什就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拥有共同的社会和审美习惯的“解释共同体”所创造的，解释共同体的传统和习惯实际上对文本的意义起了作用，读者群构成了文本的权威之源，而法律的官方解释则是在“法律话语”的语境下进行的。总体来说，“作为文学的法律”十分看重语言、修辞艺术和解释方法，并且主张老师和学生都应当对各种文学理论有所了解，以便日后在做律师时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义。

　　当然，“法律与文学”的上述两种划分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格，事实上，二者都重视文本的意义以及文学理论的运用，要将二者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人指出，“法律与文学”经历了一个从“文学中的法律”的本质主义到“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反本质主义的转向，但严格区分二者无疑是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在怀特看来，作此区分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卡夫卡曾经把法律学习比作吃锯木屑，看来法律的学习远不是一件容易而有趣的事。而“法律与文学”兴起的一个原因正在于使法律教学成为一种轻松而有意思的事情。同时，“法律与文学”的兴起也很难说与西方文艺理论的繁荣、英美国家的判例法传统（律师和法官在这一传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及后现代思潮没有关系。而“法律与文学”能够崛兴的最要紧的条件或许还在于法律与文学之间的联系，贝尔（C.Bell）曾经提到法律与文学的如下联系：文学名著很多都与法律、法律制度相关；解释问题对文学和法律批评与研究都很重要；法律家和文学家都知道语言和修辞的用处；法律（如关于淫秽作品的法律、版权法等）通过各种形式对文学作品予以管制。这些联系在波斯纳（R.Posner）的《法律与文学》（1988／1998）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明。但波斯纳始终没有忽视法律与文学的差别，他认为法律在小说中完全是补助性的，小说主要想说明的并不是法律，因此，必须把“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小说对“人类处境”的关怀区分开，他告诫世人：“最好不要将成文法理解为文学作品，而应将之理解为一种命令。”就此而言，法律与文学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别正构成了这一运动向外扩展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