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盘锦市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盘锦市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盘政发〔2004〕9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工作内容及方式
第三章 运行程序
第四章 奖惩措施
第五章 附则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盘锦市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暂行规定》业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盘锦市人民政府
二○○四年四月五日
盘锦市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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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整顿和治理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政府部门转变职能，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推进勤政廉政建设，创建“为民、务实、清廉”的政府，维护群众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行政效能监察，是指行政监察机关以提高行政效能为目的，依法对各级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履行职责及其效率、效果问题的监督检查及对违法违纪失职行为的查处。
第三条 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在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统一领导和指导下进行。监察机关依法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四条 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必须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改革、发展的目标，抓住妨碍实现中心任务或已经暴露出的影响行政效率、效益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行政效能监察；
（二）必须坚持行政效能监察与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相结合，标本兼治；
（三）必须坚持事后监督与事前、事中监督相结合，针对优化发展环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大公共投资项目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全过程监督检查；
（四）必须坚持行政效能监察与改进管理、建立行政规范相结合，督促行政机关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第五条 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应当实行内部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
第六条 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应当加强与有关部门及被监察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的配合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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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内容及方式
第七条 行政效能监察的工作内容主要是：
（一）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影响行政效能的问题和行为的投诉，着力解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存在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以及“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三乱”、“四难”现象；
（二）检查、调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影响行政效能的问题和行为,努力解决违规审批、滥用职权、行政不作为、推诿、扯皮、工作平庸、效率低下等问题；
（三）根据检查或调查的结果，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中存在的影响行政效能的问题和行为依法提出改进建议，严肃查处在生产、经营、管理、安全等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国家、集体经济利益和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错误行为；
（四）监督检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或与服务对象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因行政过失，给被服务对象造成经济损失，使行政机关被迫承担经济赔偿或民事诉讼责任的案件；
（五）总结、宣传和推广运行高效的行政管理经验。
第八条 监察机关检查、调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影响行政效能的问题和行为时，重点检查、调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依法履行职责，对管理事项及时制定措施、做出决定，并做到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
（二）是否依法公开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的事项，是否做到办事公开；
（三）是否按规定或约定时限完成工作计划、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
（四）完成的工作是否达到质量要求并取得预期效果；
（五）有关行政效能方面的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科学并得到有效落实；
（六）涉及多个部门的管理工作运转是否协调、有序、规范；
（七）其他影响行政效能的事项。
第九条 监察机关根据下列情况确定行政效能监察事项:
（一）根据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部署和要求确定；
（二）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工作重点确定；
（三）根据本级人民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专项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情况确定；
（四）根据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行政效能问题确定。
第十条监察机关按下列方法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一）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二）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某项职责、落实某项工作、做出某项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三）对行政效能投诉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
（四）对涉嫌违反行政纪律、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影响行政效能行为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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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运行程序
第十一条 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应当由监察机关业务部门填写《监察机关行政效能监察立项申请表》，提请监察机关负责人决定是否立项。
重大的行政效能监察（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监察机关的部署和要求确定的检查事项，以及其他在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检查事项）立项后，应当填写《监察机关重大行政效能监察立项备案表》，分别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第十二条 对已经立项的行政效能监察事项，监察机关应当制定检查方案。检查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检查的目的；
（二）检查的对象和内容；
（三）检查的步骤、方法和措施；
（四）检查组的人员组成；
（五）检查的时间安排；
（六）检查的工作要求；
（七）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
检查方案变更，应当报监察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十三条 对行政效能投诉，监察机关应当在受理后及时确定办理方式。重要、复杂的投诉，由监察机关直接办理；一般性的投诉，转有关行政机关办理。
转有关行政机关办理的投诉，应当附《行政效能投诉转办函》；不宜转原件的，采用转摘。需要报送结果的，应当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将调查处理结果函复监察机关。
行政效能投诉的调查事项和办理方式应当报监察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十四条 监察机关直接办理的行政效能投诉，经初步调查认为有违反行政纪律事实、需要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应当依法予以立案调查。
第十五条 监察机关在开展行政效能监察时，应组织2人以上的检查组或调查组。检查组或调查组在检查或调查时应出示工作函和工作证。
监察机关可以聘请有关行政机关、社团组织工作人员或者有关专业人员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第十六条 监察机关进行行政效能监察前，应向被检查单位和检查事项涉及的单位发出《行政效能监察通知书》，不宜提前通知的除外。
《行政效能监察通知书》应当载明检查的内容、时间和具体要求。对涉及范围较广的行政效能检查事项，监察机关可以视情况将检查方案一并通知被检查单位。
《行政效能监察通知书》应当由监察机关负责人签发。
第十七条 监察人员在检查或调查中，应当全面、客观地了解情况，收集证据，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八条 对存在影响行政效能问题的，检查组或调查组应当提交检查或调查报告。检查或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检查或调查的基本情况；
（二）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三）有关部门及人员的主要责任；
（四）处理依据、意见和改进工作建议。
第十九条监察机关可以根据检查或调查结果依法做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做出重要监察决定或提出重要监察建议，应当报经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同意。
第二十条 建立监察机关派驻行政监察员制度，对政府大型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和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的运作程序进行全过程监督。
第二十一条 监察机关对检查或调查事项涉及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有权进行询问。必要时，监察人员可以列席被检查或调查单位的有关会议。
第二十二条 监察机关可以要求被检查单位限期就检查事项进行自查并提交自查报告。
第二十三条 监察机关可以要求被检查或调查单位提供与检查或调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财务帐目及其他资料进行查阅或复制。监察机关应当遵守相关的保密规定。
第二十四条 监察机关可以要求被检查或调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就检查或调查事项做出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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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奖惩措施
第二十五条 对在行政效能监察工作中成绩突出，有下列表现之一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同级或上级人民政府进行表彰，并作为组织人事部门年终考核和选拔任用、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
（一）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级机关的决定、命令和指示，维护政令畅通，工作高效，成绩显著的；
（二）决策正确，管理科学，制度健全，廉洁勤政，创造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三）勇于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或避免重大事故发生，使国家和群众利益免受重大损失的；
（四）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第二十六条 监察机关在行政效能监察过程中，发现被检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规定、尚未构成违纪的，由行政效能投诉中心对其实施行政效能告诫；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或与服务对象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因行政过失，给被服务对象造成经济损失，使行政机关被迫承担经济赔偿或民事诉讼责任的，经调查属实，由监察机关下达《监察建议书》，限期整改。构成违纪的，监察机关依法追究其违纪责任。构成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不配合或阻挠监察机关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监察机关可以责令有关部门或人员改正，并视情节轻重依法对有关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监察机关有权对行政机关执行监察决定和采纳监察建议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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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市监察局派驻各行政机关的监察机构参照本规定组织开展被派驻单位的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并接受上级监察机关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评论
作者：谢佑平 来源：沪,中国法学 发表时间：199605
以1979年《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建构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典型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特征：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控诉机关的权力强大，侦查手段广泛、多样，使用灵活，限制极少；被告人在侦、控阶段诉讼权利受到局限，不允许延请律师帮助，没有保持沉默权；审判阶段，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案件事实，以积极姿态出现，始终占居主导地位；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关系过份紧密，使控审关系界限不清，抑制了辩护权能作用的发挥，等等。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使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发生了变革，引进、吸收了诸多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内容，出现了“当事人主义化”趋势。表现在：在侦查、控诉阶段，取消了公安机关的收容审查权和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削弱了侦控机关的权力，侦控权力的行使受到更多程序的限制；提高了诉讼参与人尤其是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被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传讯后，即可聘请律师予以帮助，被告人从被审查起诉时起，便可委托律师充当辩护人；检察机关不予起诉的案件，被害人有足够证据的，可以径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判阶段，实行对抗式法庭审判，举证责任由控、辩双方承担，审判工作主要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等活动展开，审判者的职权性作用淡化，仲裁性作用加强；等等。以上改革，使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更加民主和科学。
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建构的“混合型”诉讼模式，与我国现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符，它既没有照搬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全部内容，也没有完全承袭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一贯做法，而是在充分考虑我国社会性质、阶级利益需要和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基础上，吸收当代刑事诉讼模式中较为先进成果的产物。评价某一种刑事诉讼模式是否科学，标准在于：其与所在社会阶级利益需要的适应程度以及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刑事诉讼模式有所不同，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地区或国度的刑事诉讼模式也有差异，究其原因，就在于阶级利益需要的不同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区别。
一、刑事诉讼模式与阶级利益需要的关系
刑事诉讼活动，是实现国家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无辜，以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活动。刑事诉讼模式影响着刑事诉讼效果，采取什么样的刑事诉讼模式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刑事诉讼目的，是统治阶级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概括起来，刑事诉讼模式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和建构，是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表现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需要。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和建构，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奴隶社会采用弹劾式诉讼模式，继承氏族组织解决社会冲突的朴素民主方式，这在国家和法律初创时期的社会中，是惩治犯罪的最有效方式，因而符合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到犯罪不仅仅是对个人利益的侵害，而且必然危及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共同秩序，“不告不理”原则已不能适应有效惩治犯罪的需要，必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遏制犯罪的司法机制，于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者设计出了以国家主动追诉犯罪为内容的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在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国家追诉犯罪的同时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因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主体地位，拥有较充分的与控诉相抗衡的防御手段和能力。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双重利益需要，要求刑事诉讼模式具有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的双重功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建构的“混合型”模式，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要求。
（二）刑事诉讼模式的价值取向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相关
刑事诉讼，本质上说，是一种解决权益冲突，保护合法利益的活动。也可以说，刑事诉讼，是一个利益冲突、利益保护和利益分配的过程。概括起来，刑事诉讼过程所涉及的利益因素不外乎三种：一是以社会安全和法律秩序的维护为内容的一般社会主体利益；二是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对象进入刑事诉讼过程的刑事被告人的利益；三是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而在诉讼中承担一定权利义务并受诉讼结果直接影响的被害人的利益。不同的刑事诉讼模式对上述三种利益的倾斜和保护程度不同，即价值取向不同。如：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注重个人权利的保护，强调正当程序，表现出对第二和第三种利益的重视倾向；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强调司法机关的职权，追求实体真实，表现出对第一种利益的极大关注。在刑事诉讼活动涉及的利益机制中，刑事诉讼模式倾向、关注和选择哪种利益，归根结蒂都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决定的。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力图建立理想的刑事诉讼模式，对三种利益进行均衡保护，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保护无辜的规程可能会被犯罪分子滥用，因此，统治者必须在有效减少犯罪和广泛保护个人之间作出选择，选择任何一方，都必然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刑事诉讼模式的存在，都是这种“选择”后的结果。在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开始注重被告人、被害人个体权利的保护，在价值取向的天平上，“混合型”模式加重了保护个体权利的砝码，出现了“当事人化”内容。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刑事诉讼仍不失为职权主义刑事诉讼。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符合我国政治哲学和政治需要。
（三）刑事诉讼模式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
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各有其优点、长处和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无容置疑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诉讼模式也都暴露出固有弊端，需要改进和完善，否则，就难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就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而言，由于过份强调正当程序和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可能导致诉讼活动步履艰难，旷日持久，不能及时惩罚犯罪，产生疏于对被害人及社会整体利益保护的后果等。就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来说，由于过份偏重惩治犯罪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又难免造成对法律程序意义的轻视和对被告人个人权利的损害，带来积极惩罚、消极保护的弊端。正因为如此，为了使刑事诉讼活动充分发挥惩治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各国统治阶级都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对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进行了程序不同的修改和完善。如：美国社会普遍认为，犯罪率的不断上升与越来越多的犯罪逃脱追究直接相关。目前，在刑事犯罪日益加剧的威胁面前，美国也开始加强控制犯罪的司法措施，对某些过份有碍打击犯罪的权利保护程序作了修改和变通，美国国会通过的《犯罪综合控制法》扩大了侦查官的权力，降低了搜查、逮捕、扣押的适用标准，并严格了保释条件。可见，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已向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靠近。与此同时，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也开始接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有益成份。“日本在美国的影响下，采取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虽然日本当时是在美军占领的形势下，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诉讼模式，但是现在的日本法学家和司法界都一致肯定这种变化，认为现在的司法制度、诉讼程序注意保护人权，比战前旧刑事诉讼程序好。”〔1〕另外，法国、德国、奥地利等的刑事诉讼中，吸收了英美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协助被告人辩护的做法。可见，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影响。同样，我国将要施行的“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也是在职权主义基础上，借鉴、吸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某些长处的产物，旨在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需要。
（四）衡量刑事诉讼模式功能的主要标准，是其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适应程度
刑事诉讼活动是行使国家行罚权的活动。通过刑事诉讼，要达到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任何刑事诉讼模式，都必须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有效地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和目标。因此，要判断某一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功能与价值，首要的标准就是看其能否圆满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是否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及其适应的程度。例如：我国刑事诉讼任务，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预防和减少犯罪。从总体上说，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在完成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任务方面，成绩是显著的。我国固有的刑事诉讼模式基本上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任何照搬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或者不加区别地模仿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企图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它将造成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与刑事诉讼目的、任务和功能的不协调和不适应，最终带来社会秩序的动荡，危害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刑事诉讼模式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
任何刑事诉讼模式，都根植于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无不存在独特的文化传统印记。撇开历史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全面理解各种刑事诉讼模式发生发展的缘由及其固有特征的差异的。
刑事诉讼模式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一）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演变的结果
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深刻反映出社会历史从原始走向文明的历程。由弹劾式诉讼、纠问式诉讼到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诉讼，进而发展到现代社会主义诉讼模式的过程，包含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民主思想所引起的法律及司法制度的深刻变革。弹劾式刑事诉讼是与国家社会政治文明低下、文化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心目中对神灵崇拜和畏惧以及氏族原始民主平等印迹等联系在一起的。纠问主义刑事诉讼下国家追诉犯罪制度的确立，是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大发展；在人们对诉讼无休止的冗长辩论和充满野蛮、蒙昧的神明裁判感到厌烦不安，迫切需要一种迅速有效而又非常权威的力量主持诉讼以更大程度地惩治犯罪时，纠问主义诉讼便应运而生了。到了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平等、人权”的历史背景，使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诉审分立和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辩论以及对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措施。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传统的国家。刑事司法手段历来被视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之一。“犯罪控制”思想指导着中国历代刑事诉讼模式的建构。我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模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出台以后仍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反映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内涵和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背景，又使之产生了相应的新型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并且，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迥异。因此，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与特定社会的深层历史文化背景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如果没有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发展，就不会有刑事诉讼模式的更替和变迁。
（二）刑事诉讼模式的区别，归因其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
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存在区别的。显著的差别表现在中国与西方刑事诉讼模式的不同以及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与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实际上，这些差别是由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法律以确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和对民众的控制为主要内容，重视宗法伦理，坚持礼教中心，强调义务本位，实行刑罚强制。中国传统法律不是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为价值目标，而是以确认人的职责和义务为明确目的。新中国成立后，旧法传统虽然经过了革命荡涤，但其痕迹仍依稀可见，表现在刑事司法中，职权主义仍为主要内容。而西方的传统法律注重和实现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法律制度以权利为本位，刑事诉讼中普遍实行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制度、律师辩护、无罪推定，强调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可以说，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模式中的许多内容，如辩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等，都是从西方借鉴和移植的。就西方诉讼模式内部来说，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容忽视的。职权主义诉讼起源于罗马帝国特别是西欧中世纪宗教法庭所实行的纠问式程序，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英国中世纪的控告制诉讼一脉相承，两者的区别仍然是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因此，在探究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借鉴和吸收他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原则和制度时，不可无视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区别及其潜在的作用。历史表明，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排斥力，它可以使外来诉讼制度难以传入或者异化已经传入的外来诉讼制度。今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传入了许多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建构了“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改造和重构我国传统的司法观念及其文化土壤，使其与外来的诉讼原则和制度相协调。否则，字面上的法，将不可能转化为行为中的法。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学院）
注：
〔1〕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 年版，第25页。
